中国人在殖民者的偏见下成为黄种人东亚人是1800年开始慢慢“变黄”的：在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旅行笔记中，东亚人被描述为“肤色白皙”。“黄种人”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发明，基于非常有限的样本和简陋的“科学”方法，更多是西方想象的产物，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殖民主义种族话语有如将北美印第安人视为“红色”人种一样牵强，核心目的是贬抑“有色人种”，从而确立欧洲殖民者从体质、智力、科技、文明的优越感和权威性，被粉饰为“客观公正”的“科学”合理化此种族偏见，从而为殖民扩张与剥削控制殖民地人民提供理论武器。本文摘自《新京报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张泠，原题为《“黄种人”与殖民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被欧洲人称作“黄种人的战争”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殖民扩张时代也是新型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兴起时期，欧美种族主义观念不断通过报纸、画刊、电影、漫画、戏剧等在各国广泛传播、复制、再生。地球七十亿智人体质不同无须否认，但将差异构建为永恒不变的种族等级优劣，则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丛林法则阐释人类社会，用来合理化各种不公与压迫（如历史上的黑奴制及殖民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再次文化“启蒙”时期，此种（伪）“科学种族主义”话语再次随自由主义“西潮”被毫无反思地本质化（如电视片《河殇》中构建的所谓中国/黄皮肤/“黄色文明”/专制封闭与西方/白人/蓝色文明/民主开放的二元架构）。殖民后遗症潜意识在流行歌曲中显露无遗，除了有学者谈到过的侯德健《龙的传人》、朱哲琴的《黄孩子》和谢霆锋的《黄种人》，纵使向来很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台湾歌者罗大佑，也不可避免在《东方之珠》和《亚细亚的孤儿》中吟唱“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及“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黄”在殖民者眼中的意味两百年来，“黄种人”标签被我们毫无质疑地内化为自我身份认同，在意识里根深蒂固，因此有必要介绍一解构“黄种人”神话的“解毒秘籍”：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奇迈可（MichaelKeevak）的《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如奇迈可书中所言，东亚人是1800年开始慢慢“变黄”的：在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旅行笔记中，东亚人被描述为“肤色白皙”。“黄种人”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发明，基于非常有限的样本和简陋的“科学”方法，更多是西方想象的产物，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殖民主义种族话语有如将北美印第安人视为“红色”人种一样牵强，核心目的是贬抑“有色人种”，从而确立欧洲殖民者从体质、智力、科技、文明的优越感和权威性，被粉饰为“客观公正”的“科学”合理化此种族偏见，从而为殖民扩张与剥削控制殖民地人民提供理论武器。此种殖民逻辑会被有些殖民地人内化为自卑情结，甘愿崇拜和模仿殖民者，即批评家法农（FrantzFanon，1925-1961）所谓“黑皮---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肤，白面具”和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模仿”（mimicry）论。十八世纪末，沉迷于测量人类颅骨并将脑容量与智力水平关联的德国人布鲁门巴哈（JohannFriedrichBlumenbach）提出“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等概念，将中国和日本人归于黄色的“蒙古人种”，暗示危险、异国情调及威胁性，大约与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文化记忆有关。西方医学史上也有一系列以“蒙古”命名的病症（如眼疾、胎斑、智障等），尽管缺乏可靠科学依据，为种族主义作祟，仍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直到蒙古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起抗议。十九世纪欧洲的所谓科学、医药、人类学学说强化种族偏见和歧视，受此“科学种族主义”影响，十九世纪的西方旅行者称亚洲人“黄色”的愈见频繁，与六百年前截然不同。在欧洲人等式（白=基督教=文明=优越）下，“远东”人（尤其中国人）被视为“一成不变、幼稚、只会模仿”的次人类、处于蒙昧落后的人类初级阶段、等待被教导、统治和“保护”的弱势，甚至中文都被称作“儿童的、聋哑人的语言”。除了为白人至上和殖民扩张言论正名，针对东亚人的种族歧视论调还与一些历史事件和趋向有关，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被欧洲人称作“黄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