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观念：由来、悖谬与挑战——以恐惧死亡为分析理路郭台辉摘要:人类演化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避免对死亡的恐惧。政治独立于宗教并致力以群体力量克服死亡恐惧是古希腊经验主义政治观念产生的界标。霍布斯承接亚里士多德对死亡恐惧的解释，在理论上开启现代政治观念的源头。现代政治通过克服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其观念的认同，但在现实中却衍生三个悖谬：恐惧死亡是现代政治产生的来由但也成为政治统治的借口；民族国家是解决冲突的最高诉求但往往制造更多的政治性死亡；制度设计是抑制死亡恐惧的最优选择但却未减弱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当代全球风险社会出现的新死亡恐惧对现代政治观念构成新的挑战，成为政治理论的新议题。对于什么是死亡，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有着大量不同的解释，但他们都表明，死亡是生命的绝对他者，是主体无法理性地施加任何意义的虚无，从而暴露了一切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局限性，因此面临死亡的人和继续生存的人都对死亡充满恐惧。因此寻求避免群体性死亡的方式尤其是由暴力带来的死亡恐惧是推动人类历史变迁的主旋律，而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观念恰恰是源于直面克服死亡恐惧的功效，从而取代遮蔽死亡恐惧的中世纪神学政治。这显然是人类智慧创造和观念进步的文明成果，但其内在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观念的形构与变迁给现代社会带来什么问题？在当前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现代政治观念遭遇什么新死亡恐惧的挑战？这种勾勒有利于给现代政治学的发展与政治学者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一、克服死亡恐惧：现代政治观念的来由死亡问题是人类最为古老的文化问题，而如何避免对死亡的恐惧更是人类演化史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然而，恰恰是这个难题催生了人类早期的宗教活动、神话习俗和艺术而后来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进一步诞生了更多具体的知识领域和学科分支，以便更精细地解决人们恐惧死亡的问题。一般而言，对于如何避免死亡恐惧的问题基本上有三种策略：一是犬儒主义策略，即把肉体与灵魂分开并制造不朽的假象以遮蔽对死亡的恐惧，如宗教；二是理性主义策略，即理智地承认并直面死亡的恐惧，但把个人的死亡恐惧巧妙地转换成集体的死亡威胁，并以群体的力量排除对死亡的恐惧，如政治法律制度等；三是科学主义策略，即把死亡作为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减少发生的自然现象并探究死亡的原因和规律，如生物学、医学、心理学。政治作为一种用于避免死亡恐惧的理性主义策略，主要用于如何把个人的死亡恐惧感转换成集体不朽的建构过程，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于宗教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并明确探究克服死亡恐惧方式的经验知识，开创了经验主义政治学的先河1。亚里士多德首次批判柏拉图企图通过“灵魂从身体的开释”的理念论来遮蔽死亡恐惧的观点，公开承认人类的死亡恐惧感。因为“死亡是终结，而且对于死者来说，一切东西都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丧失了其全部价值”2。但他更进一步指出，正邪、荣辱问题是高于生死的，过城邦政治生活的公民可以依靠道德力量和勇气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城邦作为一1洪涛：《逻格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82页。种政治空间代表永恒和不朽，暗含着秩序和确定，用于消除代表短暂、死亡和不安全的时间。城邦把部分个体变成公民，公民构成并巩固城邦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公民既各自确保其下所有个体生命的安危，又需要共同确保城邦整体的存在和不朽。同样，公民用勇气抗击自城邦之外自然和人为的死亡威胁，用美德和善追求城邦本身的正义，克服贫穷、疾病尤其是暴力造成的死亡威胁。因此，亚里士多德通过城邦－公民的相互依存关系，把政治视为经验实践活动中用于克服死亡恐惧的最高艺术。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解释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至理名言。然而，为什么在漫长中世纪的人们不是理性选择避免死亡恐惧的方式，而是采用“若不能死就不能生”这样一种渴望死亡的方程式？这是因为，基督教统治的世界是统领于柏拉图的解释，并通过严格等级的宗教礼仪制造出一种“灵魂不死”的假象，认为所有个体都可以超越生物性死亡而由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