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变迁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逐渐形成。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南疆地区，其次是哈密、吐鲁番等地区。准噶尔控制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后，将部分首领拘禁于伊犁作为人质。还强迫部分维吾尔人迁至伊犁河谷，种地纳粮。这些从事耕作的维吾尔人被称为“塔兰奇”，即种地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维吾尔族的分布格局基本没变，但分布区域扩大了。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自1760年起，清朝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在南疆各地及哈密、吐鲁番地区招募维吾尔族居民赴伊犁屯田，致使伊犁地区成为维吾尔族新的聚居区。随着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社会的发展，在乌鲁木齐定居的维吾尔族人不断增加，至清末已达万人。阜康、绥来(今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等地也有不少维吾尔族居民劳动生息。清朝统一新疆后，当时维吾尔族人口不超过30万人。但至1830年前后，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口达到57万人左右，如加上哈密、吐鲁番、伊犁和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可达65万左右。至清末，维吾尔族人口则达到了157万多人，占到了全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是新疆的主体民族。一般人对配偶的选择，易受自己文化背景的影响，而有同类相求的倾向。这种婚姻形式的优点是保证个人在其熟悉的人群之中生活，同时也有促使群体团结，维护群体边界的效用。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两族之间通婚的数值与两族间的关系存在相关。不同群体间通婚的比率被认为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社会整合过程等的一个敏感的指标。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又可成为以后促进民族关系进一步融洽的原因。维吾尔族和汉族是新疆两个人口最多的民族，两族在许多区域，尤其是在城镇，彼此混杂居住，有广泛的交往机会。但新疆的维汉通婚明显存在着通婚数量少，通婚障碍大的现象。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56个民族中，维吾尔族是族际通婚率最低（有配偶人口中1.05%为族际通婚）、通婚指数（Kappsa）最高（男性为0.996，女性为0.994[5]）的民族。统计显示，越是维吾尔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与汉族人之间建立混合家庭的难度越大。2003年、2007年笔者分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和“新疆南部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中的汉族居民”，持续关注南疆维汉通婚情况，尤其是2010年1月，笔者在南疆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的11个县对汉族农民进行专题调查[7]，对南疆乡村中的维汉通婚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本文即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一新疆南部是维吾尔族聚居区域，2009年，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总人口813.37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88.6%，汉族人口占10.3%。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在农村生活的居民数量较少。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三地区共有288个乡（不包括镇），15%的乡汉族人口为零，15%的乡不到10人，汉族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乡有10个，均分布在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区。和田地区乡村汉族人口的分布明显更少、更分散，全地区76个乡中，近1/3的乡没有汉族人口，1/4的乡在10人以下，21个乡汉族人口在11～50人。与之比较，阿克苏地区乡村中的汉族人口较多，有44%的乡，汉族人口在300人以上。少数汉人长期生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乡村里，为维汉居民的密切交往提供了的客观条件，维汉通婚应该较普遍，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本文起始所言，同族婚配仍是婚姻的首选。南疆农村汉族人口数量少，居住相对分散，故在当地缔结族内婚姻很困难。但南疆汉族农民的婚姻市场并不局限于当地。一直以来，南疆农村汉人婚姻市场中就明显存在城乡区隔与民族区隔，择偶对象主要限于乡村和汉族，通过亲戚、老乡、邻里、朋友等的牵线搭桥，联姻范围扩大至内地诸省区的乡村。南疆汉族农民婚姻问题的主要指向是男性缺少配偶，其原因，当地汉族人口基本都属于内地来的迁移人口或其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迁移者以未婚男性青年为主，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留在农村生活的仍以男性为主（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这里的年轻女孩更多地通过上学、打工、结婚等途径离开了农村）。所以，南疆汉族农民的婚姻主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