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非理性决策决策在管理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随着知识经济和组织扁平化的发展，决策已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的职责，而是每一名员工的任务。这意味着决策在后现代管理时代的日常性和频繁性。然而，中国式管理对现代决策科学的成果只字不提，却号召全世界的公司以占卜为决策的辅助手段。很难想象，如果每一家公司，包括跨国公司的每一名员工的办公桌里，都放着用来占卜的工具，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观及其源头中国式管理主张占卜辅助决策的思想源自《易经》。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易经》，原为卜筮之书。而卜筮的迷信本质，是早已被大家所公认的。《易经》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哲理，而不是占卜。但中国式管理认为，占卜并非均为迷信。占卜有迷信和不迷信之说，是否属于迷信，要视占卜的人而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阐述：“占卜究竟迷信与否？完全看占卜的人ā；痪浠八担疾繁旧聿⒉幻孕牛挥姓疾返娜耍趴赡苊孕拧?（曾仕强《大易管理》271页）“占卜时，如果依据卦象爻辞，分析其中道理，让听者对自己内心的疑难，加以研判、决定，那就不是迷信。"（曾仕强《大易管理》10页）通过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曾仕强先生对待占卜的态度，与孔子出自一辙。那么，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与孔子思想有什么师承关系呢？孔子对待占卜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孔子占卜观的第一阶段，是在学《易》之前。这个阶段的孔子明确反对占卜，认为缺乏德行的人才祈求神灵的保佑，没有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孔子占卜观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他周游列国频遭失败之后。这个阶段的孔子，由于时局的动荡和自己在现实中的不断碰壁，因此，自信心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以才求神问卦，并一度达到占卜十分频繁的程度。孔子占卜观的第三个阶段，是他对《易经》有了更深刻认识、对占卜也有了相对深入认识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孔子主张以德行求福求吉，占卜只是辅助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早期之外，孔子一生都是不否定占卜的。孔子对待占卜的态度，成为中国式管理宣扬占卜的理由。如果说孔子作为古代思想家赞同占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中国式管理在今天赞同占卜，却令人深思。非理性决策与中国式管理的盲目性《易经》的伟大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但如前所述，今人对《易经》思想的汲取，多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哲理。无论是从现代科学角度，还是从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占卜都是一种迷信。中国人恐怕很少知晓，《圣经》明确反对占卜、看相等一切迷信行为，并把这些行为视为堕落。对《圣经》的正确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为什么在西方信仰和现代科学会并行不悖，为什么新教伦理会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石等一系列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与孔子的占卜观只是表面的相象。因为，他与孔子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曾仕强赞同《易经》非人格神之“天"的观念：“大易所说的天，原本就没有人格神的意思。天所指的，不过是自然的，或义理的天。"（曾仕强《大易管理》76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而孔子是相信人格神的。但正是由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才使其最终虽赞同占卜，却并不频繁占卜。因此，虽然曾仕强先生与孔子的占卜观有雷同之处，却因为是基于不同的世界观，故有很大的差别。曾仕强先生建立在不相信人格神基础上的占卜观，显然比孔子建立在信仰人格神基础上的占卜观更为迷信。因为，不信人格神，却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其本质是一种盲目的神秘主义。看来，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虽然综合了孔子与《易经》的思想，但遗憾的是，他所综合的都是孔子思想和《易经》思想的消极部分。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中，还包含对西方思想的错误认识。请看下面的言论：“现代人受西方影响，经常强调对自己要有信心。实际上一个人当然要具有信心，只是不能够对自己有信心。以免看在上天眼里，认为不需要上天的庇佑，因而从协助的名单中删除，势必一切靠自己，显得格外辛苦。我们倡导对上天要有信心，认为得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