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李荣第郭绍虞这篇纪事的末尾，是“社务之经过及此后进行之方针”：“本社的杂志已出两卷、丛书已出了四种（第一种《科学方法论》，第二种《迷信与心理》，第三种《点滴》，第四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及学术上的贡献而论，也还有可观。杂志第一卷是已再版过的了；第一种丛书《科学方法论》，现正再版中。我们既受社会这样的奖励，当然要本着本社固定的旨趣，继续奋斗下去。我们今后进行的方针，说是：‘注全力于社务之扩充及基金之筹备，以完成由杂志改为学会之精神。’”到了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颇为愤慨地介绍了《新潮》社的最后结局：“‘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14）查《新潮》目录，1922年3月出版的最后一期即3卷2号是所谓的“一九二○年名著介绍特号”。由于蔡元培的《孑民先生言行录》上下两册和周作人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上下两册大量积压，周作人接手编务的新潮社，在帐面上出现了负资产。然而，从长远来看，正是由于这两部书籍的大量积压为周作人的两名得力助手李荣弟（小峰）和孙伏园，通过处理积压书籍展现经营才干并实现原始积累，提供了绝佳机遇。据顾颉刚回忆，由李小峰、孙伏园联合创办的北新书局的第一笔资金，就来自于此：“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15）周作人主持新潮社的主要贡献，是继《新潮》杂志停刊后选编的一套“文艺丛书”。其中的第一本是冰心的诗集《春水》。第二本是鲁迅译自盲诗人爱罗先诃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第三本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四本是CF女士翻译的法国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五本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六本是李小峰翻译的丹麦童话集《两条腿》。第七本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小品集《陀螺》。第八本是冯文炳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第九本是李金发的诗集《微雨》。这九本书后来都由北新书局经销，日益壮大的北新书局也因此成为周氏兄弟版税收入的主要。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始终没有与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的鲁迅见过面。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27年2月8日，也就是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第21天。傅斯年第一次拜访鲁迅之后的第三天即2月10日，鲁迅“被任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学生辈的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年成了鲁迅的直接上司。鲁迅与傅斯年的合作并不愉快。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谈到傅斯年来信请他到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且在信中表示说：“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对此表现出的是各行其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16）3月5日和13日，鲁迅两次邀傅斯年吃饭，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傅斯年在3月下旬致电顾颉刚：“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月薪三百，函详。”意思是说鲁迅反对聘顾颉刚出任历史系教授，傅斯年为此事提出辞职。由于邮局罢工，顾颉刚没有及时收到这封信，只好于4月15日赶赴广东。“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贴，诬我为研究系，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