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革命都督残酷统治历史从本质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兵变，它既包括南方各省新军的举义，也包含了北洋军的反戈逼宫。革命后的结果，一言蔽之，即：清廷完败，革命党虚胜，袁世凯及军事首领们实权在握——不管是北洋系还是通过革命掌权的各省都督们。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大异于昔日的旧法统，其以赤裸裸的军事暴力作为后盾。革命之后，遍地鸡毛。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各省都督，其首要任务是恢复稳定与秩序，而依靠的方式只能是枪杆子，有时甚至要动刀子。山西革命的当晚，原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率所部向新任都督阎锡山道贺（当天正好都督阎锡山29岁生日），由于熊本人一向被认为是反对革命的旧军官，阎锡山对此提高了警惕。据其回忆：我素日知道他是巡抚派，此来必然是趁我不备为陆巡抚报仇，我毫不迟疑的答复他说：好吧，你先命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当他再进来向我报告时，我就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部下宣布说：熊国斌是要反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架枪原地待命，不赞成革命的自动回营。结果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结束了这一惊险的场面。多年后，阎锡山曾对革命当日枪杀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陆与阎曾一同就读日本士官学校）感到遗憾，并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对熊国斌之死，阎锡山却没有过多解释，究竟熊国斌真有行凶之意，还是阎锡山出于“保命与树威”的考虑而先发制人，这恐怕已沉入了历史的千年之井，完全说不清了。阎锡山的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那就是杀熊之后，其所部溃兵冲上街头，再度掀起了一波抢劫的高潮，很多银号、票庄由此被烧毁，军装库也遭到抢劫焚烧，军装失去十之八九（此处“军装”似为军事装备而不仅是军服）。直到次日，阎锡山下令执法队对抢劫人等就地正法。在连杀十数人后，这才阻止了变乱的继续蔓延。据目击者回忆，其中还有骇人的一幕发生：执法队上街后，某身材魁梧、力气极大的司务长周尧宽（诨号“大将军”）当街用枪刺挑起一现行犯，再向下戳死在地上……无独有偶，李烈钧自传中说，九江革命时，有个叫马献廷的系江西巡抚派来的奸细，为人毒辣贪污。一日，马献廷在李烈钧处翻阅文件，李急忙制止。争斗中，李烈钧一刀将马献廷砍死。据李烈钧所说，后搜查得马献廷与巡抚通信多件，证据确凿，因而马献廷该杀。然则乱世之中，人命本贱，或挟私怨，或为树威，一家之言，原本即死无对证。更离奇的是，次日副官报告金鸡坡炮台徐公度将马献廷家属中有姿色的两名女子纳为内宠，这样的搞法，就连李烈钧都看不过去，之后险些将徐军法从事，好在此公闻讯投黎元洪而去，这才没有在革命者内部酿成血案。江西革命，一波三折，都督四易其人。第一任都督是李烈钧的老师吴介璋，吴原为江西新军协统，在位两月左右离职；接任的彭程万因洪江会猖獗仅在位一月，第三任都督马毓宝原为第五十三标标统，在位不过三个月。直到1912年2月下旬李烈钧接任都督后，江西的局势才算稳定下来。辛亥革命中的三股力量，革命党、新军与会党，后者往往是被革命利用与抛弃的对象。革命之初，革命党通常发动尽可能多的江湖会党参与其事，但新政权建立后，这批无秩序、无纪律性的“有功人士”往往被新政权所扫除。如李烈钧所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这里说的“洪江”，即横行湘、赣两省的“洪江会”徒众，李烈钧说他们“宗旨在于敛钱其结果足以乱国”，“种种不法，无所不为”，“若不认真剿办”，就无法“安地方而维秩序”。在“治乱世用重典”的精神指导下，李都督不加区别地残酷镇压了会众们的暴动.之后，李烈钧又对军队进行整编裁撤，最终将清末前的一个混成协扩充为有战斗力的两个师，这也是李烈钧在“二次革命”中反抗袁世凯的本钱所在。“二次革命”中的另一主角陈炯明也采取了与李烈钧同样的措施。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在东江拉起一支民军，后对惠州清军进行策反，由此接管了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所部八营降兵（号“循军”）并开进广州。广东宣布独立后，由于都督胡汉民系文人出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