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执政的成本与绩效一从根本上说，“节约型社会”的建立，依赖于“节约型执政”、“节约型行政”的引导和示范。当代世界各国执政实践表明，一种理性的执政形态，除了具有法治执政、集约执政、廉洁执政、人本执政这些内质外，还必须具有重绩效产出的品质，实现执政低成本与高绩效之间的统一。执政绩效是与执政成本相较而言的，是一定执政成本支付下的效能和收益。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系指经过宪法程序或其他政治途径，执撑国家公共权力。毫无疑问，执政行为必须具有“法理正义”，但同时，执政行为还必须在耗费与绩效问题上体现出“伦理正义”：重视成本理念下的执政产出、重视实现执政目标的最大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义的考量，更是区别正义与非正义、是否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分水岭。历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大量耗费民脂民膏、不体恤民情的。因此执政的成本和绩效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义的伦理问题。二今天社会，无论是公共执政还是公共行政，都属于科层机构（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样一种范畴。科层结构缺乏竞争性、非利润目标和敏感性迟滞等固有特点，使各种非绩效行为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扯皮推诿、腐败、劳民伤财的政绩偏好有可能大量产生。而由于执政主体执掌着公共资源，“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节民力的行政惯象，很容易构成公共运作中的“绩效黑洞”。世界范围内，执政低效率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有的执政党虽然总体上避免了低绩效，但在某一时期，也会出现持续低绩效。当今世界各国的执政经验表明，由于今天社会所处日益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执政的低绩效是难以规避的。正因为如此，如何科学控制执政成本、提高执政绩效，也就是全面贯彻落实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不仅是政党政治和国家公共生活的大课题，也是培育崇尚节俭的公民文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课题。执政低绩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的成因是分散而多维的。如执政目标设置不切实际、政治过程损耗过大、执政技术层级低、腐败延绵、社会认同度式微、制度能力匮乏、行政议程过滥、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都可能造成执政低绩效甚至执政败绩。执政败绩是执政因出现伦理道义上的问题而最终翻船，亦即“合法权力”的“合法性”丧失。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可能出现败绩，世界上很多执政主体，都是因为执政败绩而匆匆走下政权舞台的。尽管执政败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大体可以界定，它是由诸如腐败之类导生的执政的政治耗费出现了大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在执政领域，永远是一个新的严峻的命题。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提高执政绩效，降低执政成本，是我们党公共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1871年，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时，在热烈称赞巴黎公社精神的同时，曾深刻地指出，代表人民的政权，它的特质应该是低成本的“廉价”政权和“廉洁”政权。今天我们的执政领域，面临着日益繁重的任务和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是立党为公的权力结构，无疑是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倡导的轻质型结构，执政形态应该是重绩效的节简型形态。三诚然，无论是执政成本还是执政收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计算性和“收益模糊”性（诸如信誉效益、体制效益以及时间上的延迟效益等），而且由于“执政产出”的特殊性，要对执政绩效进行“全息”性的科学评估是复杂的，它必须采拟经济、社会、政治的等多元科学方法，切忌简单化，但是建立执政成本――执政收益的科学理念，重视通过科学的监测、控制和管理，使公共运作处于高激励、高效率状态中，以持续提升整体执政绩效，这是毫无疑问的。20**年底，我国完成了全国经济普查，20**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了2.3亿元。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从第7位前移至第6位。但是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世界100位之后。我国还有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20**多万需最低保补贴的城市人口,合起来有1.2亿城乡贫困人口,发展任务任重道远。有统计表明，我国的发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