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历史启蒙进程是如何被清军入关打断的？（一）(2010-09-1712:06:55)转载标签：杂谈经过明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因元代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乃至更大的发展。自明代前期的后半阶段到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再度显现其强大的生机。元末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东南一带的经济中心。王锜的《寓圃杂记》中，有一节描写苏州的变化，说明初的景象是“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年间“稍复其旧，然犹未盛”；到了成化年间，已经是“迥若异境”；到了他写这一段文字的弘治年间，则“观美日增”，其景象是：闾阎辐辏，绰褉楔林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樏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酒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此后到正德、嘉靖，苏州的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这里开始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场，出现具有初期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劳动关系。如陆粲正德年间写的《庚已编》记苏州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不仅是苏州，邻近的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地，纺织业都已相当发达。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已相当地繁盛。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像明初那种比较清明的政治，一则依赖于政权对其官僚阶层屡次将贪官剥皮的高压控制，一则依赖于贫穷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最高统治阶层其实是既不讲“天理”，更不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一套，他们只是拿来对付别人而已。但对于享乐的追求，绝不可能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它总是要不断地漫延。当工商业经济得到发展、财富变得集中以后，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重建成为迫切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要求道德至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对人欲的适当认可，才能发挥它的制约作用。明代中期出现的王守仁的学说，就是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的努力。王守仁既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明王朝的干练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从而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修正。“心即理”这一唯心主义的命题，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而另外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就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如生活年代与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旧传统，厌恶人言亦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徐渭，也是以狂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人”的观念，他在《论中》中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这些地方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