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一体建设语境下法理与民意的互动［摘要］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法理与民意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来考量。民意对法律产生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裁判中依据法理回应民意，一是民意干涉司法裁判从而影响法理的运用。民意干涉司法裁判从而影响法理的运用是司法实践中最为严峻的问题，学界一直以来对其的研究也从未停止。民意干涉司法裁判的现象对法治一体建设产生巨大的效应，此种效应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缺陷。因此为实现法理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遵循以下路径：甄别正当民意和依正当民意对法理进行修正。［关键词］法治一体建设法理民意良性互动［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6－0018－03随着近年以来，诸如李天一案、许霆案、邓玉娇案、药家鑫案等重大案件在社会上激起的强烈反响，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往往会感受到一股无形压力的干扰和束缚，这样的一股无形压力就是民意。在司法裁判中，社会公众对个案的特别关注使司法机关面临着情与理的两难局面，显然这并不能反映法治一体建设的全部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出了法治一体建设面对的无奈的困境。在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过程中，民意对法律产生的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裁判中依据法理回应民意，一是民意干涉司法裁判从而影响法理的运用。前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法理对民意的主动回应，是法理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对法治一体建设产生更多正面的积极效应；后一种情形则倾向于法理对民意的被动接受，主要表现为民意对法理的强势干涉，其结果可能对法治一体建设产生破坏性作用和负面效应，也可能推动法治一体建设的向前发展。在法理与民意的互动关系中，民意干涉司法裁判似乎是司法实践中更为复杂的问题所在，也是本文接下来即将关注的焦点。法理与民意的这种冲突，本质上属于法官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法官既然只是在执行经由民主程序产生并体现民意的立法作品，裁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预设，不应该受民众的横加指责。而实际上，判决与民意之间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司法强调自身的规律，而民众始终坚持一种外部的立场，他们不参与司法程序，却会提出许多不同的道德主张，或者是直接给予对与错的评价，其中当然不乏相反的法律命题。[1]一、民意干涉司法裁判的实证考量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在现今转型时期的中国，民意干涉司法裁判从而使法理受到极大挑战的现实因素有许多方面，学者们也都试图从不同的进路尽最大可能完整地找出民意表达的方式，以下是近期国内学者们几种典型的研究思路：浙江工业大学于晓青副教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①直接以政治手段解决本应由司法手段解决的纠纷，在“大调解”中不讲法理，造成司法不公；②不依据法理寻找和适用裁判规范，导致错误裁判；③在裁判文书中仅给出较轻的处罚结果，而不依据法理阐明理由，导致当事人不接受裁判结果。[2]吉林大学李立丰副教授把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内”的民意表达大致分为三类：①民意拟制的有权直接表达，即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②刑事审判过程当中对于“民意”的技术性拟制；③我国刑事司法对于民意的组织性拟制。[3]复旦大学钱超博士分别从民意表达的正式路径、民间路径、媒体路径和专业路径等四个方面，以代议制度、信访制度，群众自治、社会团体，媒体、网络，民意调查等为具体切入点，详细地阐明了民意表达的具体路径。[4]上述学者的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和缺陷所在，于晓青副教授归纳出了司法实践中民意干涉司法的几种最为严峻的类型化问题，从而为法院处理类似问题时提出适时的警示和启发，但是对于民意干涉司法的其他问题作者却有意做出了回避；李立丰副教授从较为系统的角度概括了刑事司法“体制内”民意干涉司法裁判的不同方式，但也仅仅是指出了刑事司法“体制内”的症结；钱超博士对民意表达方式的研究全面而详细，然而忽略了民意与法理沟通不畅的深层次缘由。笔者认为，民意干涉司法裁判的方式虽有诸多形式，但民众透过各种路径和形式干涉司法裁判，实际上是对司法机关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