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之痛”及其反思:孙中山知行关系学说再评析摘要：知难行易说是孙先生自己最珍视的理论发明。引发这一哲学反思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建国的挫折，但是其反思的深度却触及到中华民族古老的认知与行动关系信念的要害。它是在科学时代对知行关系的新认识。知行关系统辖了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具有潜在的理论意义，可以运用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方法对其重新建构，从而有望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理论；这一理论也有利于树立严格知识论的标准，可以用来解决认识和社会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从而对我们时代认知迷惘和失序产生澄清作用关键词：孙中山；知难行易认识和社会中图分类号：K25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XX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中山先生对自己理论的估价并没有自夸，其知行关系在整部中国哲学史上确实占有一席重要地位。非但如此，由于其出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时期，还带有近代思想启蒙的价值，因为一个传统社会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重新确立新型认识论的标准和社会基础。一个知识论水准混乱低下的社会，不可能发生清明良性的转变，无法迈上持久正当的道路。古今中外，社会革新和进步必待新知识、新观念、新思维的启蒙觉醒，原因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评价知难行易说的内涵和深远意义。为突出孙中山知行学说的意义，笔者在这里姑且妄造“中山先生之痛”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依本于孙先生自己的说法中国革命的发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独特演变的结果，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历史内生性因素驱动，而是由腐败无能的清廷闭关专制和列强暴力入侵的双重原因激发的。即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潮和民主建国运动不是中华民族内在思想自觉的结果，事实上，当时的民智，乃至整个国民综合素质离完成民主共和国建设重担的要求还难堪大任。由于封建专制势力的长期高压和麻痹，并不是当时的中国人都主动渴望革命，近代历史上许多精英们也缺乏近代政治思想的启蒙和革命理论的装备。有些曾经的先锋分子，因为意识到革命力量、素质的局限，畏惧革命的艰难，遂转而消极地主张延缓或取消革命；有些则在革命的洗礼中坚定了革命意志孙中山早年也并不是天生的激进革命者，1885年始，他发愿倾覆清廷，可是1890年还上书香山籍洋务派退职闲居官员郑藻如，谋求改良，尽管1893年他纠合同志在广州开会并提出“驱除戦虏，恢复华夏”的口号，可是1894年更上书清朝重臣李鸿章，言辞之恳切、激愤令人感动，甚至希望李鸿章起而反清，可见改良之心没有断念。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败签辱约，中国短暂的和平时期和自强机遇荡然不存，终于使他认识到和平改良之路“无可复施”。同年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走上义无反顾的武装革命道路。经过与保皇党的论战，1903年孙先生在美国反复极力申明“革命是唯一法门”，“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他和其追随者虽然看出了上层昏庸守旧、下层蒙昧无知的症结，可是都期望通过政治革命而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对文化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认识不够，这也是XX年辛亥革命爆发,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被一举推翻，中华民族奋五千年文明自强不息之余烈，通过急速的革命，一朝得以重新齐身于当时世界先进政体的前列，眼看着似乎可以凭民主国家的身份证加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了，然而共和建国的理想很快落空，不久袁世凯即篡权复辟，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方略》所规划的宏基伟业蓝图无法实现。更令人忧心的是，革命曲折之后，“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更不必说转向国家建设阶段了。由此，革命党人内部也出现了彷徨、消沉和动摇，甚至核心圈子里出现了内订，“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蘇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些始料未及的情况震撼了孙中山的灵魂，他在书中陈述道：“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