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府”与9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纪明润国共两党对海峡两岸关系所持的态度，所制订的方针、政策，影响、制约和控制着两岸关系的发展。我党站在客观的、对历史负责的立场上，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形成了两岸人民强烈要求终止两岸紧张局势，开放两岸交往，进而达到和平统一的强大呼声，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开始松动两岸关系。但李登辉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却抛出了“一国两府”的大陆政策构架，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变数。因此，认真探讨“一国两府”的内容和实质及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可行性，特别是对90年代同岸关系的影响，对排除统一进程中的消极因素，促进有利因素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长期以来都是强调坚持“反共复国”的基本口号和采取对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李登辉上台后，尤其是国民党十三大后其大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企图逐渐向“一国两府”的构架过渡，并以此作为处理外交、内政和两岸关系的原则和目标。在对外关系上，依靠经贸实力，采取更具弹性的策略，极力重返国际组织，扩大国际参与途径，积极发展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乃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公开接受“双重承认”，与和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的格林纳达等国家再建立“外交关系”即是例证。在台湾岛内，推动“政治革新”，改造“中央民意机构”，加速“政权本土化”，力图变中国国民党为台湾国民党，变“中华民国国会”为“台湾议会”。在两岸关系上，通过进一步放宽两岸交往限制，加强政治渗透，企图“催化”大陆，显现台湾地位的主体性；同时，还企图通过结束“动员散乱时期”，降低敌意承认我方，换取我方承认其为合法政权。所以，1989年初“立委”林钰祥在“立法院”提出“一国两府”主张后，立即得到俞国华、连战、萧天赞等高层党政官员的赞许和积极回应。由于当时内部意见不一，才暂时“冷寂”下来。李登辉出任第八届“总统”时，以为内外时机已成熟，因此就把一直“只做不说”的“一国两府”正式公开抛了出来。“一国两府”的基本内容为：一是海峡两岸当局分享国家主权。核心是两岸当局各有自己的独立的自卫权、外交权和在国际上具有国际人格的政治实权的主权地位。台湾当局放弃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法统”，但要求在国际上同样是代表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要求我方不孤立和阻挠台湾当局发展与别国的外交关系。其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强调，“中华民国”为一“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共”。二是海峡两岸的政权是“两个对等政府”，并非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和“主从”关系。管辖大陆的我方政权和管辖“台、澎、金、马”的台湾政权，隔海分治，地位平等，同具“合法性”，同为“统治中国的政治实体”。因此，应互不干涉、互不妨碍，我方应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沟通、对话也必须在政府对政府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李登辉就表示：必须“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建立双方沟通管道”。三是宣称“一国两府”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两府”的共存，是根据现阶段统一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承认“两府”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国家走向统一的过渡性阶段。台湾当局一官员表示，“一国两府”其着眼点仍是海峡两岸终归统一。所以，台湾《中央日报》吹嘘“一国两府”“展现了空间上共存的事实，也预期了时间上统一的理想”，最后由时间和实践来决定哪一个“政府”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从而使中国自然统一于“一国一府”之下。其最终目标是用“台湾经验”“催化”大陆，使中国最终在所谓“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制度”下朝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统一。台湾当局推行上述“一国两府”政策，很明显，是企图在岛内外形势和海峡两岸关系进入关键而复杂的时期，使局势朝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从而巩固国民党政权，对抗和反制我方“一国两制”强大的统一攻势。用文化象征意义上的“一国”来回应我方对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的指摘和抨击，安抚怀有强烈大陆情绪和“正统”观念的国民党元老。用分割主权的“两个对等政府”来抗拒我方“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