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论文一、归国后在思想倾向上的短暂犹豫徘徊1925—1930年，王稼祥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活动长期脱离，在回国后的革命工作中倍感革命经验缺失，因此向组织提出申请前往革命前线。此时，王明为督促中央苏区有效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便派王稼祥与任弼时和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4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王稼祥一行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要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上，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打法，与会代表存在较大分歧。多数人主张“分兵退敌”，尽量保存我军实力;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应依靠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以自己多年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独特的军事见地劝说与会人员最终在4月19日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苏区领导人员经过慎重讨论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此时的王稼祥被毛泽东敢作敢为的作风及独特的军事见地和主张所感染，因此在思想倾向上他开始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方针。虽然王稼祥此时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但是因为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故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没有改变原有立场，如对富田事变的定性问题，他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暴动”。1930—1931年王稼祥的思想犹如摇摆不定的天平。一方面，在经历了由一位留学归国的毫无革命实践经验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后，他意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够照搬苏联革命的成功模式，而是要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尽管当时党内仍有很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对策进行指责，但是王稼祥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后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使得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不屑一顾。这种矛盾的态度使王稼祥陷入深深的思考和反省中，直至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省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他坚定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阵营中。二、遵义会议前最终成为毛泽东坚定的拥护者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党内某些领导同志批评毛泽东的赣东发展路线与党的组织观念具有严重的倾向错误，针对这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尽管毛泽东据理力争，但仍无力扭转党内多数派的意见。在这紧要关头，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义正言辞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但他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面对如此形势王稼祥无力扭转乾坤。在同周恩来同志等人送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后，王稼祥对毛泽东为了全国全党大局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大为感动。1932年12月—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开展了第四次“围剿”行动。长期的战争实践经验使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坚决抵制攻打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的作战方法先后发出9份电报阐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得知敌情变化后果断改变原有军事计划，利用有效兵力在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周边地区秘密集结伺机行动，正是这一布置保证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王稼祥也在此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受伤最重的一位。负伤后的王稼祥即被送到了瑞金红军总医院，在那里与在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毛泽东的接触日渐增多，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有了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