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百万“非自愿”移民他们是公民[导读]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2010年09月20日13:36新华社—瞭望《瞭望》封面文章：回望三峡移民在今夏汛期初显防洪身手后，三峡工程今年的175米试验性蓄水已提前至9月10日启动。此前迈向175米这个坎，它已两度“功败垂成”。远在长江口崇明岛的一位三峡移民说：“如果水不蓄上去，我出来有什么意义？”近两年来，随着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后续规划举棋待定，本刊持续予以报道。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移民。工程移民为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不同于自我选择的人口迁移，集被动性、赔偿性、计划性、整体性等于一身。三峡移民数量之巨更是前所未有，超过约三十个国家的全国人口，遂号称“世界级难题”。前国务院总理、首任三峡建委主任李鹏曾强调：“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三峡工程由几任高层领导人反复谋划，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国务院组织建设，各级政府层层包干。在集体本位的意识中，移民们“舍小家为大家”，在过去十几年搬迁过程中，其笑泪悲欢，举国为之倾情。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对中国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年前辞世的史学家唐德刚曾将其形容为穿越“历史的三峡”。而今，“自然三峡”已大改其面，“工程三峡”已初显身手，回眸并展望，它们亦是“历史三峡”的试金石。当下，三峡移民搬迁任务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兑现安稳致富承诺之议，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减其依赖思想之声。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文/汤耀国)走向平静的高阳镇“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知道家里要淹了”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