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一九八〇（四）时代没有变，时间变了在一些重要时刻，我是个运气好的人。譬如说，我要是在1965年以前进入大学，依照我私下里读过的那些书——它们决定了我的视野，我的良知，我的思想方式——必定会成为“反动学生〞，受批判，开除学籍，失去人身自由权，然后还有各种厄运接连到来。可是，那时我还不到读大学的年龄呢。到我中学毕业的1972年，所有的大学都像商场打烊一样关闭了，若干年后才会把门开启。这件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在无意之中救了我。要是我那时就进入大学，照样会成为“反动学生〞，即使想逃，也逃不过去。那些时刻，我怎么就那么运气好？在我读到的文章里，有人说起过，1979年11月（也就是我进大学的两个月后），有一份最高级别的官方文件发下来了，关系到前些年划为“反动学生〞的那些人对他们思想政治问题上的处分重新审查，给予改正，这才终止他们倒霉了十多年的生活。还有人说起，1980年9月，又一份官方文件公布了，在继续合理处理“反动学生〞的遗留问题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细节。还有，全国都在清理过去的冤假错案，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各种门类的冤假错案，太多了，够忙的。看起来，我在大学的四年时光，不会再抓反动学生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那么运气好呢？报纸上的文章说，一个新时代开头了。人们也在讨论新时代来了，（领导人）某某某恢复了高考制度，（领导人）某某某率领我们改革开放。听到这些，我都心情高兴地微微一笑。其实，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也不相信人们的讨论。他们是读报纸长大的，从来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一切。我不觉得是时代变了，而是时间变了。假如能够尊重常识，我们就能看清大量事情。我知道，在人类的某种社会里，好多东西都靠不住，只有常识值得信赖。譬如在我出生的时候，我所在的民族出了点问题，其道德、精神文化传统，都被一些人推行的新内容代替。在那些人编撰的一个旧时代土地所有者成为乡间恶人的故事里，恶人被命名为“黄世仁〞。这令人不解，为什么那些人有意把“仁〞这个表示美德的核心词语，同恶人恶行弄到了一起还有，恶人的帮凶被那些人命名为“穆仁智〞，这个用意也很糟糕，竟然把本民族从前的善与美好、聪明聪慧，都与恶捆绑在一起了。那时候，我爹我妈在为我起名时，仍旧敢于使用“仁〞字，就显示了中国民间还有一部分人，仍旧在尊重常识、对抗反常识。换句话说，我爹我妈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文化觉悟很高，对此，我这一生都会钦佩都会感谢。从常识而不是反常识出发，人类会对“反动〞一词有个根本一致的看法：假如把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规定为正方向，那么，与此相反的才是反方向，朝着反方向而行的事物，才是反动。这样一来，在1963年到1965年，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动学生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特别宁静差不多是一潭死水。大学生们还记得1957年抓“右派〞的教训，几乎无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但在1963年，最高级别的官方下发了在大学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文件，各个大学不能不抓，就想出一些方法。一是让学生们自我检讨，逐个过关，一旦有生性老实的人检讨时深了一点，就成了反动学生；二是让学生相互告密，告密的人可以顺利毕业，被告密的就成了反动学生。出于不能免于畏惧的心态，有好多大学生去偷窥别人日记和信件，从中找出反动的东西拿去告密。在日记里，写下“毛主席没有贝多芬宏伟〞的同学，自然成了反动学生；写下“我看见政治辅导员就怕像条黑鱼精〞的同学，也成了反动学生；写下“原子战争不能打，一打就要死大量人〞的同学，照样成了反动学生现在说起那些反动学生，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我还看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沦落为政治贱民。一名同学看过《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在同学中说过他对那个时代的欣赏之情。另一名同学看了《基督山伯爵》，在日记里写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读后感，被人偷看后告密。还有一名同学被定为反动学生的罪状，竟然是他搜集的邮票中有前朝领袖蒋介石的头像著名同学把自己的习作拿给写作老师看，老师发觉其中有对右派遭遇的可怜，于是把他举报，接下来他所有的写作手稿和日记都被公安机关带走检查，确定逃不掉反动学生的罪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