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更要坚持税制改革蒋豪经济繁荣之后的不景气，本身就是对之前由于政府干预、刺激经济而出现的畸形繁荣的调整，是消化、淘汰落后产能的必然过程。政府优化税制结构，减少外部性效应、增强市场公平，将完善市场经济的形态近几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当前甚至有不小的下行压力。与此相应，中国的财政状况也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与支出刚性增长矛盾加剧，财政中长期可持续面临严峻挑战。在此局面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否会继续坚持、在实践中是否会走样的疑问，就显得并不是没有理由。税收法定从计划经济到目前，我国税制大体上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的包干制，再到“分税制”的过程。虽然改革开放已近40年，依法治国入宪也已近20年，目前财税领域的理念和行为依然与法治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这首先表现在税负水平偏重上。世界银行测算的总税率度量企业准予扣减和减免后的应缴税额和强制性缴费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虽然世界银行说明扣缴税款（如个人所得税）或收缴和汇给税务部门的税款（如增值税、销售税或商品及服务税）不包括在内，但这一数据对于表现各国百姓的相对税负痛苦，具有一定意义。2015年，世界的平均总税率是40.8%，近十年来下降超过10%。从表一中可见，中国的总税率一直相对较高，2015年是67.8%，近年来仅有及其微小的下降。而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2015年的总税率仅为39.4%。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税收的理念也需要彻底转变，而不应仅仅满足税收技术上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忽视这一点就会本末倒置，不可能产生真正科学合理的税收，轻则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重则影响社会政治稳定。至今不少人仍称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等形式特征。这些特征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徒见其表不见其里。这种形式上的归纳，完全模糊了法治社会税收的真正特征，与专制主义的税收特点划不清界线，更与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背道而驰，不仅误人子弟，更是混淆视听，是造成中国税收畸高的重要原因。“国家的税收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孟德斯鸠）。从中可以看出，税收的首要特征是自愿性，而不是强制性。对于人民或人民的代表而言，他们拥有将钱袋子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们是判断有必要征收多少税收以及如何处置这些税收的唯一决策者。由这一原则可以延伸出两个原则：一、税收法定原则，即政府非根据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无权征税。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即同意的纳税必须是真实的、真正的同意，议会如果没有相应的代表则不纳税。美国独立革命就是由于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而拒绝纳税引起。其次，税收不是无偿的，它是纳税人为自己的投资，是政府为百姓服务的对价。人们纳税是为了得到政府的服务，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政府从业人员正是由于为公众服务而获得了公仆的称号。税收的相当部分就是公仆的工资，即他们服务公众的报酬。税收具有无偿性的说法不仅完全无视市场经济及其原理，更是掩盖了人们纳税的目的以及人民与公仆之间的关系，应该坚决摒弃。最后，税收也不是固定的，它随着人们对政府要求的服务的多少而变化。由于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人们的真实需要会有变化，人们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内容当然也可以变化。孟德斯鸠说：“为了运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来确定税收的数额，就需要考虑国家的需要以及公民的需要。人民的真实需要永远不能向国家的虚幻需要让步。虚幻的需要来自执政者的情欲和弱点，来自离奇计划的诱惑力，来自极度自负的病态的渴望，来自在某种程度上对幻想的无力抗拒等等。”这就是说，人们的真实需要会受到执政者虚幻需要的干扰。因此，更要坚持税收是人民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人们会在获得的政府服务与忍受的税负痛苦之间达到一个均衡。这一均衡当然是一个动态的均衡。税收首先要量出为入，即人民根据需要办的事情的多少交给政府相应的税负；其次才是量入为出，即公仆根据人民托付的税收最大程度地办好交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