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一、绪论本节为由经济的角度看帝制中国公共工程的四篇系列论稿当中的第一篇。其所涵盖的时代，起自秦朝统一天下，而以1912年清室覆亡为止。第一篇讲词将提出一些导论性的意见。其他三篇讲词则要处理劳力、材料与资金以及在那种环境下的经济思想等等问题。虽然我立意要将注意力大致都放在公共工程的经济面上，不过我也要由其他角度作一些观察，尤其是其政治上与宗教上的意义。偶尔，我或许还要触及到技艺与工程操作一类的事情。中国历史里头，著名的巨大公共工程很多，俯拾即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大家可以想到华北边境上的长城、联络平津地区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大运河、历代王朝京城(比如说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与内外的宫殿陵寝、建有高塔的玄宫梵宇，以及满室琳琅的雕刻与壁画，令人难以忘怀的洞窟。如果我们要把那些不甚驰名的建筑也算在内，恐怕这个清单便无从列完了。依据规模与功能，可以将公共工程按照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魏复古(KarlA．Wittfogel)在其题为《东方专制论——极权政治之研究》(OrientalDespotism，AStudyofTotalPower)的大著中，曾试图将建设工程作了下列几种形态的分类：一、水利性的工程甲、生产性的设备(运河、沟渠、水库、水闸以及灌溉用的堤堰)乙、防护性的设备(排水渠道与防洪用的堤堰)丙、供给饮水的水道丁、航行用的运河二、非水利性的工程甲、防御与交通工程子、城墙与其他防御工事丑、驿道乙、满足水利型社会俗世与宗教首脑之公私需要的大建筑子、皇宫与首都丑、陵墓寅、寺庙我个人对魏复古所创造的“水利型社会”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宁可存疑，不过其公共工程类型的简表倒是颇为方便，而且包罗甚广，因而可以用来当作一个检查表。或许在驿道项下我们还应加上桥梁作为交通工程的另一个主要范畴。就如在以下的讨论中所要指出的，我们可以从帝制中国的桥梁建造、维护的历史中，获知不少东西。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公共工程这个题目这么大，为什么不把时间局限在某一个朝代?为什么要野心勃勃，处理前后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整个帝制中国?在拙著《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inChineseInstitutionalHistory，收录了我早期在《哈佛亚洲学报》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的前言里，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曾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好几篇文章都是涵盖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中国史的一般性通论。理论上，一个视野广阔的通论应该要以成篇累牍的精详的断代研究作基础——比如说大朝代和小朝代兴衰的历程，可是这种研究成果的取得并不能经常左右逢源。再说，对贯穿整个历史中某些制度的基本说明也能提起研究的兴趣。本来，中国制度史的领域实在就像潮水退后的无垠沙滩。不管这几篇文章能有多大的价值，比起滩上的一个流浪汉在十年的岁月中所捡拾到的鹅卵石或贝壳来说，实在少之又少。期待它能够鼓舞并且帮助同行的学者去作更有价值的探索。对于帝制中国公共工程的研究，我尚未能登堂人室。材料尚未搜集完全，而我的解释也还不够细腻。然而，我仍愿野人献曝一番，希望我杰出的同行中会有人以他们的思想与评论来启导我，使我得以对这个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中国史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都期待这样的研究能有助于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本质。在整个传统时代，中国公共工程的某些外貌也许显得一成不变，然而另一些外貌则一再地变迁。数十年来，当代学者曾就传统中国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及其对中国国家、社会之影响力的性质做过讨论。其间牵涉到的问题绝不单纯。如果有人想探讨政府在公共工程上扮演的角色，他必先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做一个区分，然后进一步区分各级地方政府——省级的、府级的以及县级的。当他研究地方上领导角色的性质时，他必须清楚这些地方领袖的社会地位，好比说在其乡里他们是否拥有官职或功名，还是他们仅是地主或商人。在某些情况，领导力量也许会来自僧人或道士，不管这些人士是否有寺观作后盾。我们也应该想到一个工程计划会有不同的阶段——从其创始或计划到该工程彻底完成的各阶段。如果是一个大的计划，还要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