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的诠释学诉求[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表明，“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关键词]诠释学诉求；诠释学反思；中国诠释学；现代中国学术；诠释之道[]B014[文献标识码]A[]1008―1763（2015）05―0012―05尽管“中国诠释学”研究已在汉语学界展开十余年，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研究并无必要，不过是崇洋媚外心态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产物。但这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21世纪以来，许多并没有明确主张或专门从事“中国诠释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基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深刻反思，也自觉地提出了“回归中国”和“回归古典”的诠释学诉求，以突破一直普遍流行的“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诠释模式。这些诠释学诉求的实质是要求建立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而对其作出理论上的阐明和支持正是“中国诠释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这就说明，进行“中国诠释学”研究实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基于诠释学反思的诠释学诉求我国当代学者的诠释学诉求，都是在对现代中国学术进行诠释学反思时提出的。早在1996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著名学者曹顺庆就已著文指出，现代中国学术最严峻的问题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失语症”。[1]比如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就“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则，而主要是借用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以致没有了这套话语体系，我们对于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就几乎无法思考、表达和沟通。他认为，正是这种文论“失语症”，导致我国文论界从根本上丧失了解读传统和现实的能力，也丧失了提出任何创造性理论和主张的能力；要改变此一局面，就必须摆脱西方话语的控制，恢复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展和诠释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自觉地以中国传统话语为基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此论一出，立即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加入了讨论和反思，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2]曹先生的上述论说虽然着重从学术话语角度切入，但明显属于一种诠释学反思，因为他所谓现代中国学术必须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正包括要有能够接上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诠释规则与诠释系统。如所周知，当时汉语学界尚未正式提出创建中国诠释学的主张，要到两年之后汤一介先生方才试探性地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这说明，中国学界的诠释学反思与诉求实际上在“中国诠释学”研究兴起之前就已出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的出现，我国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诠释学反思更为自觉。彭永捷认为，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占据主流的乃是一种“汉话胡说”的学术范式，即“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由此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尽管学者们非常认真地从实用主义、意志主义、新实在论、唯物史观以及现象学乃至后现代主义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和诠释中国哲学史，但结果却不过是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找到了西方哲学理论的注脚，而并不是“中国哲学”本身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就此而言，现代中国实际上“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3]为此，他提出要创建“汉语哲学”，即“运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来进行哲学思考、创造、写作和表达，是将哲学融入中国思想自身的传统而不仅仅是用汉语来表达西方哲学；简言之，即是要从“汉话胡说”的模式转变为“汉话汉说”的模式。[4]彭永捷与曹顺庆所针对的学科不同，但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学术话语角度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诠释模式进行反思，所谓“汉话胡说”即相当于“失语症”。他们所提出的诠释学诉求也颇为类似，创建“汉话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