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儒道佛思想的融合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后。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正式形成，而“超脱旷达、随遇而安”便成为他人生的真谛.一、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他在启蒙学习中受书本的影响：“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贾谊是汉文帝时“通诸家之书”的儒士，以儒治国。陆贽是唐德宗时名臣，以儒学为宗。苏轼以他们的学习榜样，建构自己的政治蓝图。所以他曾对朋友这样说道：“我非因农家，安能事耜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苏轼这种早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这三方面共同形成的。苏轼从儒家那里吸取的是经世致用,维护君国民生的社会利益,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他从道家那里吸取的是崇尚自然,在个人进退得失、利害荣辱上无欲无争、随遇而安的态度,追求精神自由解放、无往不乐的性格。他从佛家那里吸取的是抛却名疆利锁的束缚,从内心感悟中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同时,他又扬弃了儒家绝对忠君的缺陷,他忠君是为了国家人民;为了国家人民就要敢于死谏,不从昏君。他也扬弃了道家反对一切人为努力的缺陷,他不主张完全顺水推舟地盲目跟随王安石和司马光,不主张在一切问题上绝对无为无欲。他也扬弃了佛家抛弃尘世,沉醉于四大皆空的寂灭情绪,寄希望于幻想的来世和天堂的缺陷,他始终是积极乐观地拥抱现实,在现实中积极奋斗。二、“乌台诗案”后苏轼对牢狱心有余悸，人生态度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批评朝政，积极用世到不问政治，心向佛教。苏轼刚到黄州时住在定惠院，此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转向佛教。在对佛老的参化中，苏轼逐渐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的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超然于物外，抛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精神上的完全自由。他转而向往山水林泉，渴望个体的真正人生自由，渴望那种无拘无碍的闲适生活。于是，我们开始看到一个“放浪形骸”的苏轼：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大悟之后的苏轼，词作的风格也开始了明显的改变。先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词是苏轼谪贬黄州第三年的春天写下的。这首词一反苏轼前一时期的消沉之态，语气豁达豪迈，旷达超脱。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表现出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结句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纵观全词，苏轼那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词表明，经过痛苦的思想蜕变和精神挣扎之后，苏轼已真正从前期的苦闷抑郁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三、苏轼对道家也有所选择和区别。他说:“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逅庄周”,但他并非真要修道出世、犹为关心佛学并非真要参禅出家,他只是选取佛道中能在精神上超脱的力量,为任性逍遥的个性寻找一种寄托。他有一首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