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李建明一、引言一些典型的重大刑事错案(如佘祥林错案)与刑事诉讼中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有关系。与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相比，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所有公诉刑事案件审前阶段逮捕措施的审查批准和所有公诉案件的起诉，由此决定了大多数刑事错案都与检察活动相关：不是在检察环节[1]上发生，就是在检察环节上发展，这意味着刑事错案预防的重点环节在检察机关，检察环节预防错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着眼于此，本文探讨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主要以检察环节为中心。刑事错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实质错案，即确实存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的错误;二是形式错案，即以法律名义宣告的错案，是法律意义上的错案。形式错案与实质错案大多相一致，但也常有二者发生分离的现象。我们探讨检察环节错案原因，主要是研究形成实质错案的原因，但也不能不关注形成形式错案的原因，因为我们既要防止那些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错案，也要防止实质上没错而只是形式上被宣告为错案从而最终实质上放纵了犯罪的错案。笔者认为，探究错案原因，不仅要注意那些直接导致错案或错案未能及时纠正的具体原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那些深层次的错案原因；不仅要探讨错案的个别原因，还要探讨错案现象的系统原因。系统地研究、认识深层原因，才有可能构建治标又治本的错案预防机制。各个错案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就实质错案来说，较为普遍的深层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群体利益绝对优位的观念弱化了检察环节对刑事错案的警惕和预防。第二类是诉讼机制方面的原因。诉讼机制的不健全制约了诉讼过程本身防止错案发生发展的功能。第三类是司法机关工作机制或者说司法管理机制方面的非科学性。不科学的工作机制使错案的发生难以避免，已发生的错案难以发现和纠正。第四类是刑事司法机关外部关系方面的原因。外部关系构成了执法的外部环境，它们能够对检察环节的诉讼决策形成制约，甚至直接予以否定评价，从而形成错案。所有这些被称为原因的因素，有些实为导致错案的原因，有些属于未能有效发现错案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消解或转化这些原因，正是我们错案预防对策的任务所在。二、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它使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基础和内在动因。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理解，学者并无统一认识但也有形成共识的部分。即都认为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观念文化。换言之，法律文化既包含了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也包含了人们对法律制度及其设施的认识、情感与态度等观念层面的内容。[2]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文化，法学界主要着眼于观念层面的法律文化。就观念层面的法律文化而言，“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这表明，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它内在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何以成为现阶段我国刑事司法错案的深层原因之一？与检察环节上的错案现象有何因果联系?回答这些问题需从如下两个方面分析。1.传统文化对人们行为模式的深刻、持久的影响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个不断地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文化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文化“一经确立，它们便能长久地存在，直到其起源时的特殊社会条件消失之后。”文化产生实践又影响实践。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法的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引导或制约着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引导或制约着人们的法律行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正在走向法治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其消极的影响。[4]就刑事司法领域而言，我们某些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我们刑事司法机关的某些行为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刑事司法的非程序化和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成为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