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近年来，写文章赞扬西南联大者可谓多矣，例如说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教育史上之“奇迹”它只存在了9年，却培养出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人；说建国后成为院士者有当年联大学生多少人，占全部院士的几分之一；说我国原子弹、氢弹这“两弹之父”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邓稼先；说西南联大教授中大师如云，联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应届一流，等等。这些话都讲得不错，可是有一点即：大家都只谈联大教授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超，却很少人谈到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第一流的我想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谈这个问题，得先谈“时代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他们的高风亮节才更加突出，也更加不容易。抗日战争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惟其如此，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为我目睹并且震撼了我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晨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也惟其如此，闻一多先生才于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请看当时名震海内外的十二位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硕学鸿儒为先生所写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住冻。惟是温摩(按：此字的读音为nun意思是“手气”——祥麟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闻一多先生如此，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游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进行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今上述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我们今天又如何想象!再如，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例如：全家人口有六人者为王力、冯友兰、冯景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刘仙洲、游国恩等15人；全家人口为七人者有林文铮、袁复礼、马约翰、闻一多、罗常培、李继侗等14人；全家人口为八人者有蔡维藩、徐继祖两人；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则全家有十口人之多。像朱自清先生家庭负担如此沉重，他靠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样生活?老师如此，学生的生活也不好过。我举个自己的例子，说明经济困难对我个人学习的影响：我当时是外文系学生，由于物价飞涨，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也就是说要在早晨8点至10点上两堂课后，再吃早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可以在7点多时，在街上摊贩处买早点吃，我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太饿，无力气去上课。有时只好干脆不去上头两堂课，在床上睡觉。今天讲起来好像是“逃学”，很丢人，可是当时实在没有办法，肚子空空如也，委实无力气去“枵腹上课”。我从有关资料中，读了不少联大教授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