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遭袭于影视之后从苏童小说改编成电影作品谈起[摘要]百年来，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已经是一个悠久的话题，而先锋文学又以它的挑战性和时代性，成为我国影视作品改编的“新宠”。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相互辖制和促进的功用也在磕磕碰碰中艰难发展，本文从先锋作家苏童的三部小说《妻妾成群》、《米》和《娴的故事》，以及所改编的电影入手进行分析，探讨影视作品对先锋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论文关键词：先锋文学,苏童,改编,电影时下，在这个崇尚于独树一帜、热情于标新立异的年代所探讨的文学作品里，“先锋”一词，常常被放置在一些夺目的位置上，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先锋文学的锐气、不确定性、和流动着成长的过程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和思想。洪治纲在《审美的哗变》中指出：“作为一个概念，‘先锋”以一种时间上的一维性永远观照着走在最前列的艺术潮流。”这就需要研究当代文学的我们，时刻保持着对先锋文学的高度敏感性，将“泛先锋”和伪先锋排斥在先锋文学的范畴之外。用审视的态度警醒于先锋文学以及由先锋文学所引发的一系列创作。近年来，将文学改变成影视作品的现象更可谓是蔚然成风，从王朔的《渴望》、《永失我爱》、《编辑部的故事》，到柯蓝的长篇纪实散文《深谷回声》（改编成电影《黄土地》），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电影《菊豆》），再到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手机》等等。由于先锋文学的叛逆性、敢于对传统的挑战个性，所以在被改编成的影视的文学作品中，又不乏优秀的先锋文学作品，而在这其中，苏童的作品，可以算是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先锋文学作品。我个人认为，苏童是众多先锋作家中，最具有“先锋味”的作家之一——他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生命的体验毫不吝啬的容于作品之中，用犀利、认真、又略带调侃的笔触，展现出作家对小说中人物的迷失于宿命、孤独于命运、渴求逃离既定宿命的自我理解，为人类精神家园寻求一个必不可少的伊甸园做出了作家自身的不懈努力。如，在充满了苏童对生命意识的强烈召唤的《1934年的逃亡》里叙述了“我”的祖父辈逃离枫杨树故乡的经历，祖父陈宝年于婚后七日离家出走，在九百里外的城市落足，并成功地开设了竹器店，当他们把全部的生命热情溶入城市，才意识到城市并不是他们生命的最终目的地；写实小说《肉联厂的春天》里有了现实的影子。主人公金桥爱干净整洁，一心向往着外交家般的生活，但他偏偏陷身于腥臭、油污的肉联厂；《少年血》中流动着少年人粘稠的血，表现出少年人的反抗的孤独意识；《刺青时代》里的少年小拐，因为仇恨使他忍受了成人都难以忍受的苦痛，在自己身上尝试多种方法刺青，阴郁古怪的他从习武称霸到孤僻幽居，流淌在他血管里的血液是倔强且粘稠的。苏童的作品最先被改变成影视作品的是由其成名作《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篇小说《妻妾成群》1989年问世，小说的核心意念是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主人公颂莲是个受过教育的女性，父亲去世后，迫于生活的无奈，选择嫁入有钱人家，做了四姨太太，从她进入大院的开始，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她处于一个恐怖阴森、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为争一席之地，颂莲的个性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有了惊人的体现。颂莲在自己遭受色劫后，也去害了他人，在自己的心灵被洗劫一空后，终究疯癫起来。苏童的文字非常细腻精致，他深入了人性的深处，用他丰富的笔触，悠扬而沉痛地体现了女性身心微妙的地方，在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上具有强烈的洞察能力和先锋意识。在改编的过程里，张艺谋将苏童作品里的细腻阴柔转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刚烈。苏童作品中的故事留了下来，而气氛和思想却完全改变。由于导演张艺谋重视题材的市场化原则和观众心理，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而忽视了体现社会和女性身心的作品思想意识，残忍的杀害了苏童的先锋意识！却忽视了先锋文学作品本应该具有的社会功用。苏童笔下的婉约内敛的江南风情，变成了激烈斗争的北方豪爽；江南阴柔腐朽的陈家花园，移到了中国大西北气派的乔家大院；娇小任性的颂莲，变成了高大刚烈的“我奶奶”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