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下)三、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抑或全球化列宁指出：“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他认为，所谓时代，是指人们对世界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是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全部固有的现象的综合。仅仅因为中国驻南大使馆挨炸，或者中国周边态势上的一些变化，就要求“重新研讨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显然不符合列宁对划分时代的看法。这些变化足以构成“时代的主要内涵”吗？正确判断“时代发展的基本方向”的依据是先进国家蓬勃兴起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和非先进国家正在普遍实行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近来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喷发和宣泄这一“个别情节”？张文木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那么他所中意的提法又是什么呢？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中共九大党章所谓“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看来都不像，因为他说过，“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斗争。”所谓“市场经济轨道”，与正宗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不搭界的。按照传统理论，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北方国家的斗争，乃是“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之争，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毫不相干。张文木们所理解的帝国主义，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20年代介绍进来的列宁理论相距甚远，而与上个世纪末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进来的西方国家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因为张文木说过，“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因此美国人马汉、西奥多·罗斯福“是我们的先生”。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从过去的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二者之中，梁启超从感情上是倾向于前者的，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当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相交时，扩张属地之政策遂蔓---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最终取民族主义而代之，全盛于二十世纪。两年以后，梁启超撰写了《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在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卢梭学说与伯论知理学说之间，进一步倾向于后者。他写道：“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到20年代，最善于变化、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启超便抛弃了民族帝国主义论。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