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贯彻及其与刑法人本主义的关系——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推进马荣春*徐晓霞**（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46；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县人民检察院江苏溧水211200）提要：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意味着一种特殊意义的刑法方法论，并将触动着刑法学本体论。由于主客观原因，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推行将是艰难而曲折的，但自然科学的力量将赋予她一个光明的前景。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应从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乃至刑罚执行的全过程中得到贯彻。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与刑法人本主义所构成的是表与里、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关键词：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人本主义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方法论引言在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刑法科学主义，如其所言：“刑法科学主义，不是简单地指刑法的理论化，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刑法学，它是指用科学主义的眼光，从科学发展的要求、运行来审视、建构刑法，以科学主义的历史观考察刑法的历史观，使刑法始终起到满足科学发展要求的作用，与不同时期科学技术的特征相合拍，从而共同构筑一种‘生产力’，满足人类社会对经济的发展要求。”[1]在提法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有别于刑法科学主义，因为后者所具有的是一般意义或泛泛意义，而前者所具有的是特殊意义。由于“主义”意味着一种视角、方法乃至基本立场，故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又将意味着本体论的差异。在特殊意义上，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应能将问题揭示的更加深刻，从而为全面性揭示作好铺垫。何谓刑法自然科学主义？前述对刑法科学主义的定义，其不足有二：一是用“旁观”的眼光来定义刑法科学主义，从而造成了对刑法科学主义的“主义”降格；二是立于刑法立法本身定义刑法科学主义，从而造成刑法科学主义的静态性和不彻底性。克服前述定义的不足，笔者暂且对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作出如下定义：刑法自然科学主义，是指以自然科学精神为要求，以自然科学原理为指导，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手段，有针对性地解决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使刑法合乎规律地发挥效用的一种主张。此定义赋予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以动态性，并使自然科学主义即自然科学思维内渗于刑法之中而非“旁观”于刑法之外，即此定义显然在表明：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绝非侵犯专利罪等立法所表明的“科学技术保护主义”，而是一种研究思维或研究方法。刑法自然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的生产力性和自然科学本身的“主宰性”为形成根据，她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本体论意义。一、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境遇有学者说：“由于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刑法的解释具有其他方法不能比拟*马荣春（1968—），江苏东海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后，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法基本理论与刑法哲学。**徐晓霞（1972—），江苏东海人，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司法学。---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终极性、客观性、综合性的优势，科学技术成为刑法学的方法论是迟早的和必然的事情，只是它到底在何时被人们认可为刑法学的方法，确实存在一个机遇问题。”[1]P306该论断导出了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当今境遇。可以想见，现今人们对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接受是存在相当难度的，而这里有诸多原因。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在使当时质疑刑事古典学派客观主义立场的人们耳目一新之后，只留下了实证方法的历史贡献便成为“昙花一现”。而从此后，人们对通过医学等自然科学来解答刑法问题再也难以产生浓厚的兴趣，更难以怀有较大的信心，因为龙勃罗梭式的理论即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使得刑法学理论探索演化成探究个人秉性的物理的、生物的、生理的自然科学意义的‘作业’。”[2]而这项“作业”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分殊而难以被人们相信能够完成。可以说，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的瑕疵或漏洞对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命题产生了久远的负面影响。但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的不足又并不足以否定自然科学对社会制度构建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强有力影响。那么，为何人们对刑法自然科学主义的接受存在相当的难度呢？仅仅是因为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的“昙花一现”？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