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遭遇里的赛德克人文化遭遇里的赛德克人：未知遭遇日本“樱都”雾社（赛德克人祖居地）的二月，正是樱花乍开的季节，从埔里到雾社的迂回山路上，尽是蔓延的原生樱花树，花色灿烂。回看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手记，在一百一十年以前，他们竟未尝见过雾社春天伊始的樱花盛开，第一次踏入雾社时，他们承担着更沉重的任务。日本殖民政府从大英帝国殖民政策的分析中，深知人类学研究对殖民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殖民手段，日本人对殖民的朝鲜及台湾展开人类学调查研究工程。1896年夏天，台湾割让予日本的翌年，日本人类学学者衔日本殖民政府之命，携带大小研究工具，背载笨重的玻璃底片，身着背心、腿缠绑腿、脚踩矿靴，多以徒步方式深入台湾山区，开始台湾本岛的田野调查。进行学术记录的同时，也学习原住民话语，协请原住民搬提行李，指引山路进入各部落。目的是为殖民台湾做准备。首入雾社山区的是伊能嘉矩（1867-1925），他被称为“替台湾原住民进行族群分类”第一人，但其分类报告，并未见“赛德”之名。祖居雾社山区称呼自己“Seediq”的人们，因为黔面、出草等习俗，被伊能嘉矩归类在“泰雅族”名下的大分类，或称“纱绩族”。肇始伊能的分类，赛德克人被注记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户籍簿里，然后隐埋在泰雅名下，持续生活超过了一百年。鸟居龙藏（1870-1953）在1900年夏天也进入雾社，他端出专业测量工具，对原住民仔细丈量身高、手脚大小、五官长短、牙齿数量，将温热的原住民面容，透过科学方法转列成一排冰冷数据。森丑之助（1877-1926）将赛德克人的多彩外貌与生活环境，冲洗成了黑白照片。赛德克人，对于远在两千两百多公里以外的东京人，可能只是鸟居书籍报告的铅化数字，或是定格在森丑之助的一祯祯黑白照片中那些不穿和服的番民。日本殖民政府再利用原部落之间的生活摩擦，制定“以番制番”统治法；从部落中挑选要员，培养成“日本教育模范”；带领部落头目走访日本内地，参观现代化军事设施，以此些举措强化赛德克人的日本殖民教育。但对世居雾社的赛德克人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是一股在清廷甲午战败以后，快速灌进赛德克部落的奔流，直到1930年发生冲突事件。事件以前，赛德克人和日本人相处得还算安好，甚被归类为亲日的“味方番”。莫那鲁道（MonaRudo）也曾以马赫坡社头目参访东京和京都；事件中自杀的赛德克人花冈二郎（DakisNawi），更是殖民政府眼中接受日本教育的示范人物。现今服务于雾社当地仁爱乡图书馆的蔡光吉（BawanNawi），五十二岁，赛德克人，是莫那鲁道的曾侄孙。关于八十年前的冲突事件，蔡光吉说，“那一直是部落父辈们不愿提起的悲惨往事。事件以后，他们被迫统一迁徙到川中岛，即今天的清流部落。由于日本殖民的高压政策，加上原有族人各部落的生活摩擦，出身马赫坡社的族人，怕再被迫害，从此断了根。亲历雾社事件的后人，移居川中岛后只剩老弱妇孺，心理上不愿再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后人也了解的不多。虽然小时候曾听闻父亲提起，但再追问细节，他就不愿多说了，反而是出身春阳部落的母亲愿意讲得更多。”蔡光吉称：“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历史顾问郭明正（DakisPawan），是我的表哥，他找了我的姑妈及叔公进行口述历史，但是老人叙述的细节是否正确，我们却不得而知。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和历史事实毕竟有所出入，甚至夸张。”邓相扬，埔里的客家人，是将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政府这段冲突进行历史再研究的重要民间学者，从小在埔里生活，多与原住民为邻，中台医专毕业，回到埔里经营医检所。在赛德克老人选择淡忘，政府也不鼓励地方文史研究的1980年代，邓相扬却对这段禁忌历史产生了很大兴趣。由于工作缘故，他接触的病人多是埔里或雾社当地的原住民朋友，直到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花冈二郎的遗孀高山初子（ObinTadao）前来看诊。高裕明（TadoNawi），三十一岁，高山初子的嫡孙，说起了这段祖母与邓医检师的相遇：“邓医检师的女儿和我是‘国小’的同学。和邓医检师的缘分，是源自我父亲（AwiDakis，花冈初男，高光华）带我祖母去所做健康检查，他当时对于我祖母原住民的外表却带有日本人气质的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