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走西方宪政之路的五大原因2014-12-0313:37：求是我有话说作者：喻中研究中国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用所谓西方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而西方宪政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许多关于法治乃至政治发展道路的话题，都被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西方政治法律话语含义的概念所遮蔽，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宪政从表现形式来看，是多元化、多样性的，因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身就是多元、多样的，宪政不可能呈现出一个单一的模式。无论是英国的宪政还是美国的宪政，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没有普适性。今天，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在强调宪法实施的大背景下，如果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走西方宪政之路，显然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误读。这有很深的思维误区，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澄清。第一，虚构因果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之所以很快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宪政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欧美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元素，原因就在于：那时的大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为只有西方的宪政才能救中国，只有西方的宪政才能让中国富强起来——西方的宪政就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西方的宪政能让中国富强起来？是因为西方宪政的功效已经得到了验证：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它们有宪政这个好东西，西方宪政是西方各国富强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根本原因。这样的思维和推理，虽然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严格说来，它是虚构因果关系的产物。在富强与一些人想象的西方宪政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富强的程度都是相对的。一个国家处于相对富强的地位，与这个国家是否有某种宪政并无必然联系。近代中国知识界长期认为英国是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20世纪以后的英国，显然不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英国曾经一度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但英国的“完美宪政”并不能维系它这种“最富强”的地位。同样，当今美国的富强也与中国人想象的西方宪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因为技术革命、海外殖民等原因，成功地取得了相对于别国的更加富强的地位，但这绝非是这个国家事先规划了“宪政”并实施了“宪政”的结果。第二，把特殊作为一般。当今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关于宪政的想象，实际上是以西方强势国家作为原型的。譬如，美国有相对典型的三权分立，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三权分立；英国一度盛行议会主权，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议会主权；英法美诸国在自己的宪法性文件中提出了自由、人权等概念，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自由、人权，以及民主、法治，等等。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经不起推敲或质疑的，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它把某个特定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宣扬的某种价值，或形成的某种制度当作一种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价值或普适性制度，并没有理论上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把多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宣扬的、所形成的各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价值或制度叠加在一起，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搬运、汇聚、堆积，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或制度就可以组合、拼凑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血脉相通的、典型的、标准的“普适宪政”。事实上，这种拼凑而成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普适宪政”并不存在。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西方各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宪政也是千差万别，很难定于一尊，更不要说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了。有鉴于此，我们解读宪政概念时，就有必要注意，现在流行的宪政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把特殊当作一般”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是简单拼凑、物理堆积的产物。第三，混淆强权与公理。近现代以来，西方是有力量、有实力的，但力量并不是知识，更不是真理。透过中国知识界对源出于西方的宪政概念的依赖，可以发现，一些人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把强权与公理混淆起来了。回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依然认为，虽然西方在“坚船利炮”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夷夏之别”还是彰显了中国政教制度的优越性，也意味着最高的真理依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