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更应该惭愧（转凤凰网）孔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后，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计划的完成，农村居民均获得土地，这时农民演变为“自耕农”，但维持的时间极短。1958年，中国大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来。全国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做为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业人口——农民，这既是一种出生、个人身份，也是一种社会等级，属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农民不能像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社会保障。农民群体的户籍城乡之间不能自由迁徙；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自由流动和自由择业的权利。1990年前后，对农民外出寻找新的生活被称为离土不离乡、盲流，这些仍旧属于对于这个群体带有的歧视性的称呼；1980年代开始，大陆社会开始关注人的基本权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经济出现快速成长，农民开始自由流动，但直至1980年代后期，很多稍富的农民，开始移居城镇，并通过各种途经实现“农转非”——即从户籍制度上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其时出现多年的“买户口”的热潮，全国主要大中城市、镇针对有钱或想做城市居民的农民，还推出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花样和价码，作为农民入城的门槛；直至2000年前后，像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全国各地其他重要城市，怕因为人口大量涌入影响本地经济发展，推出很多措施限制人的流动和迁徙，这期间就是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都附带很多条件，被看作洪水猛兽——想养家糊口、只为寻找基本生存权利的农民，对绝大多数早已进入产业工人行列的人，想依靠基本工资入籍当地城市户口直至2005年仍旧不可能。大陆农民直至2005年，哪怕在城市贡献了十年或更多时间，只要在打工行列，其身份仍旧是“农民工”，一般认为属于被歧视性的称呼。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其身份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如“民工”、“农民工”；这部分人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制约，除非与所在当地的人联姻以外，直至2005年，均为不能扎根当地的外地人（外省人），除非推出户籍法并给予每个公民自由选择户籍的权利。这点，比美国政府对中国农民移入限制还要苛刻。新中国的60年，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没有依靠对外扩张和掠夺实现原始积累，而是依靠国内自我积累为推行市场经济和快速发展完成了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农民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贡献，理应在共和国发展史上永远铭记。全国农民在60年间，以实际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土地剪刀差为载体，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原始积累，解决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原动力问题，新中国的60年间，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始终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实现的。让我们铭记中国农民的贡献：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尽快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特别是针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获取了巨额的积累。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这种发展方式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积累，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而与此同时，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发展中的短板，城乡差距、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前30年靠农产品剪刀差，后30年靠土地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在推动城市发展中实行了“土地剪刀差”的做法，农村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村集体并不能买卖，只能由政府“征地”，而且由政府定价。政府征用、征购土地之后，再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了巨额“剪刀差”，投入到城市建设等方面。企业再在以后的出让、转租、开发等经营行为中赚取巨额利益，产生大量的富豪。城市居民通过购买房地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