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哲学的用处与哲学的灵魂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在麦当劳、“好莱坞”等快餐文化席卷全球的浮躁氛围中，哲学像堂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化、单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过几个学术明星在电视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加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当然就成为一种“屠龙之术”了。生活在一个哲学凋敝或者“戏说”哲学的时代，或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幸运，因为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快乐而不是崇高，是舒适而不是深刻。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遭到冷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与三十年前的人都像着了魔似地学哲学、用哲学的那个疯狂时代相比，这种哲学的冷寂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无论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还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学习任何东西，首先都要问：“学它有什么用？”比如年轻人上大学，父母为他们选择专业，都会考虑学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有什么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大家都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学哲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如果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学哲学有什么用处？我往往会反问他：你说的这个“用处”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指用途、功利意义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学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那么我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学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假如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对你们说，大家学好了哲学，将来就一定会经好商、当好官，会在实际工作方面高人一筹。我认为，这位老师如果不是在欺骗别人，就一定是在骗他自己。在我看来，学哲学与经好商、当好官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联系，哲学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让一个人在商场上财源亨通，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美国20世纪的一位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他的意思就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一点，其实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经被注定了。一、从哲学产生的原因看哲学的用处哲学的用处与哲学产生的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哲学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时就有人考虑了。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哲学产生的原因。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哲学产生的前提问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研究物理学，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律；我们研究逻辑学，是因为我们要进行合乎理性的思考；我们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是因为我们要把语言变得更加有力和优美，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实际的用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惊异，就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往往会对世间的万千气象产生一种惊奇之感。惊异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素质，动物很少会有惊异感，动物只有恐惧、警觉之类的感受，它们不会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觉地对外界事物产生一种惊异感。只有人才会在面对不解现象时产生惊异，才会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提出各种问题。这种由于惊异而产生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哲学思维的开端，正是由于惊异，才产生了最初的哲学思维。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光有惊异是不够的，人还必须有闲暇，才能使哲学产生。闲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众所周知，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有一批吃饱了饭没事做、衣食无忧的人，这种闲暇使得他们可以去思考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闲暇，每天要为五斗米而忙碌，那么他肯定不可能去思考哲学问题。在西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习哲学通常都是有闲阶层的事情，他们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劳，不需要为稻粱谋。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去进行哲学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