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悲凉与缥缈的期望——读《围城》之感“人性善论”与“人性恶论”已争论了千年之久，也没有什么结论，但笔者认为人性善与人性恶从美学角度上讲，好似一个审美，一个则是审丑。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都无非向我们一面呼吁一面警示，而在《围城》中，钱钟书是从一个讽刺家的角度来对人性进行揭示。（一）一部好的作品对特定时代的人与社会的反映，也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出版序中所说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就是说，钱钟书不会向以往作家要么把人神化，要么把人兽化，而他仅是把人看成是人，一种在对人性尊重的前提下，对人性弱点的揭示。从作者的生活年代上看，我们知道作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文化严重冲突的时代，一个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一个从表面上看是西方现代文明占了先机，而骨子里仍然充满了陈腐的思想。在这种矛盾中，国人的一些不好习性仿佛找到了突破口，像火山一样不断的喷发。《围城》不自觉的反映这种状况，其中的人物一边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一边却还抱着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课堂里念佛，无怪乎作者借方鸿渐之口说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是一种幽默的讽刺，而作者就是在啼笑皆非的语言中，以方鸿渐为线索为我们展示了“围城”内外的故事，通过揭示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下人的生存状态，更深层次的刻画人性的悲凉。在《围城》中有一句话被反复的引用：“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结局”“说结婚仿佛是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所要向读者展示的是不仅是婚姻，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都似如此，人们的周围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围城”，但重要是揭示掩盖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人性的悲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冷漠，虚伪。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了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中大多数是出洋留过学的博士，也有些是“假洋博士”，而人们盲目的崇拜、跟随，而这群知识分子弱懦、虚伪，像李梅亭的道貌岸然，投机钻营，自私狭隘，把药带到偏远“三闾大学”准备发一笔国难财，方鸿渐在大学时代看见女孩子脸就涨红像“寒暑表”，出国一趟脸皮就变厚了，周旋于女人之间，另外像赵辛梅出国留学学会了“摆威风”在情场上采取强硬的政治方法，力图压倒“情敌”，还有，像高松年、韩学愈所做的事——排除异己，拉帮结派，阴险虚伪、善于伪装，这与他们的名字真的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讽刺。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像孙柔嘉也是一个表面“天真、幼稚、可爱”实际上自私狭隘，城府很深，她的成功是嫁给了方鸿渐，不幸也是嫁给了方鸿渐这样一个弱懦的人，遇事只是一味的消极逃避，这些无疑都是在中西文明冲突下产物另外，在《围城》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王先生是个正人，这次为正义被逼而走，喜欢走得热闹点，减少去职的凄黯，不肯私奔似的孑身溜掉。他入世多年，明白在一切机关里，人总有人可替，坐位总有人来坐，怄气辞职只是辞职人吃亏，被辞的职位漠然不痛不痒；苦了自己的腿，椅子空着不会肚子饿，椅子立着不会腿酸的。鸿渐虽非他的私人，多多益善，不妨凑个数目。”要是方鸿渐知道“正人”王先生的想法，估计心里也不见的好受，这是人性的弱点，一个人在遭受困难或挫折时也总希望别人和他一样，可能就是所谓的“有难同当”。（二）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中，小说还塑造了像唐晓芙那样美好的人物，她没有都市人的矫情，有的是自然的天真与朴素，无怪乎作为半个都市人的方鸿渐会一眼就喜欢上她，小说是这样描写方鸿渐第一次见到唐晓芙的印象：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正如杨降说的那样，“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果身陷围城的意义阐发得更透彻了”。[1]而钱钟书并没有这样做，这或许是作者“痴气”的表现。作为讽刺家的钱钟书也不然是冷漠和无情的，也不全然是对人失去了信心，或许正如杨降说的：“《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