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唐律“一准乎礼”的认识摘要：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代表作之一，是自秦至隋唐数千年中国法律文明的集大成之作。唐律的出现和传播，标志着中华法系正式形成和成熟。唐律是礼法合一的典范，是汉代以来“引礼入法”历程的升华。清人纪晓岚说“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实为对唐律的精辟总结。本文主要根据笔者所学，谈谈对唐律“一准乎礼”的认识和思考。关键词：唐律一准乎礼礼法合一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两大表现，而礼与法的逐步结合则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演进的主要线索。在中国古代，法从产生的一天起，就深深的烙上了礼的印迹，直至发展到礼法合一。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开放的时代，其一朝历经两大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唐朝法制是中国法制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律，从重惩“十恶”、严惩侵犯君权、重惩盗贼、准五服以制罪、亲亲相隐、恤老幼妇孺、贵贱有别、良矝贱有别、华夷有别等多方面体现了儒家伦理或礼教的精神，是法律儒家化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礼法合一。一、唐律“一准乎礼”之原因分析（一）唐律“一准乎礼”，实现礼法合一，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社会，究竟是先有礼还是先有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是出于维护良好的社会关系以求得人类生存发展还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而产生的礼与法，从一开始就无法划清彼此的界限。随着古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和社会形态的变迁，礼与法逐步加深融合，主要表现就是法律儒家化程度不断加深，直至达到礼法合一的状态。从唐律以前中国法律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经过漫长演进而达到的礼与法的合一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夏商时，“礼”为当时国家典章制度的总称，“夏礼”、“殷礼”实为夏商时代的法律规范主体。《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法律形式除了礼外，还有典、训、誓、告、命等。西周时期，礼是其主要法律规范和法律形式。《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沾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可见“礼”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周朝时期，周公在整理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加以修订补充完整，编纂出一套适用于当时社会各个方面事务的规范体系------“周礼”。而这实际上是一次法律编纂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日趋瓦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礼改造成以“仁义”为本、以“五伦为要”，而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社会规范。这种对礼的内涵的扩张，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后来儒家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奠定基础。秦朝时期，统治者服膺发家学说，，“独任法治”，其法律为李斯之类法家人物所拟定，浸润法家“法治”精神，而排斥儒家礼教原则。但是，在云梦秦简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法律内容。《为吏之道》中也强调“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直接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官吏的为政伦理要求。这说明儒法两家实际上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是融会贯通的。汉朝时期，法与礼结合的重要表现就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疑难案件或依成文法律判处则有悖于常理时，司法官直接依据儒家经典中的伦常大义来决断。“春秋决狱”使儒家经义有凌驾于成文法之上的权威，使其直接成为国家法律渊源，这是中国法律开始儒家化的典型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兴盛，法律儒家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西晋《泰始律》是第一部儒家化法律，其体现礼法合一的重要表现有“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形成、八议制度形成、“官当”制度正式形成、“重罪十条之首创”、“存留养亲”制度的确立及制止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隋律以北齐之律为蓝本，适当参酌北周律，其在促进法律儒家化方面的表现有：新五刑体例的最后确定、“十恶制度”的最后确定、减少酷刑、降低刑罚、重定“八议”、“官当”、“例减”、“赎刑”等特权制度。隋朝虽然短命而亡，但其法律对唐律具有重要的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