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引言制定一部代表21世纪大陆法系最高成就的中国民法典，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鉴于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阶段，在短时期内制定一部结构完整的市民社会法典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法学学术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而为了促进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建构和谐社会，在财产法领域尽快架构基本框架与基本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目前，在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侵权行为法）四大财产法领域，知识产权法和合同法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而尽快制定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是两项紧迫的立法任务。9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2002年12月25日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民法草案包括了“物权法”编（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物权法编”）。根据新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制定民法典，现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开始。结合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及相关修改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4年8月3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物权法修改稿”）。此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于2004年10月15日形成了委员长会议审议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这里，按照全国人大现在的立法思路，本人不揣冒昧，对物权法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供研究者评判和立法者参考。提出这些修改意见的时候，综合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项适应渐进式改革的立法，民法草案的立法思路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为民法草案中的一编，与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编一样，首先作为单行法形式出台，也是一种较为实际的选择；第二，物权法是财产法领域的固本之法，既需要采世界先进法律理念、原则、制度与规则，又需要考虑本国国体、社会发展、民族法律文化及司法经验；第三，物权法既要反映我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成就，又要适应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实践需要，同时要对形成后的法治国家状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第四，物权法是关于物与物权的基础性法律，也是建立与发展财产权理论的基石，它不仅是人们关于财产权权利的依据，而且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第五，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和徐国栋教授主持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1]（以下分别简称为梁氏建议稿、王氏建议稿和徐氏建议稿）关于物权编（或物权法分编）的部分，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法律建议，它们也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方法律知识的继受，开始步入本土化制度建设与创新阶段。之一物权法草案分正文和附则两部分，共297条。其中，正文凡5编22章，计296条；附则1条，即第297条所规定的施行日。正文5编依次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这五编的划分，建立在学术界对于物权权利基本类型的认识上，即物权法草案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本法所称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特别是该款后面所称“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这种基本类型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物权法通则（即总则）和需要进行物权保护的“占有”之事实状态，就形成了物权法草案的五编制。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和物权法修改稿，都明确规定了这种划分类型。而且，民法草案在第1编总则之第6章民事权利，即第85条第2款中，也有相同内容的表述。当然，从学理角度来说，这种划分类型也几乎是一种教科书式的通说。但是，立法是否有必要明确表明这种学术观点，并据此搭建一个清晰的框架呢？对这一问题，则有必要加以慎重考虑。本人的看法是，我国物权立法虽然需要采纳这种学术主张，但在物权法中不宜明确表明这种学术观点，更不宜据此搭建清晰的法律结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民事立法应该因应复杂生活样态而具有延展性，五编制结构虽然精致，但却也限制了物权立法。例如，以五编制之第5编来说，前面三编均以“权利”类型分编，按照分类标准必须统一的一般原则，后面“占有”编似乎也应为“占有权”编，但立法实际上是将占有作为一种事实状态加以保护的，这就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