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方法论陈兵《法音》1999年第3期(总第175期)第4页20世纪初，佛教学术研究在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常被称为“佛学研究”。此“佛学”，意谓佛教尤其其思想学说乃一家之学或一种专门的学问，对这种学问进行研究，称为“佛学研究”。若从当今学界佛教学术研究所包括的翻译、注释、典籍整理、目录、教史撰写、辞书编纂、教义研究等项目看，中国佛教具有佛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其成果极为辉煌，总字数达4亿以上，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等因而称“学问的”(学术化)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质。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注重学术研究，为当今应发扬的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清初以后，随佛教的衰落，义学不振，佛学研究凋零不堪，200余年间几无重大成果可言。清末以来，随整个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开，及佛教复兴运动的掀起，佛学研究也再度勃兴，于20世纪初的30多年间及20世纪末的20年间两度达到高潮，成果极为可观。据统计，近百年间，国内经常发表佛学论文的刊物总数达200种以上，佛学研究机构近30个，投入佛学研究的教内外学者多达数百名，发表的佛学论文在万篇以上，出版的佛学专著近千种。近现代佛学研究，主要受欧美、日本学术研究风气之推动，在佛教界、学术界分头进行。学术界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据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一书所举，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的双轨。此外，还有新近输入的宗教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与佛教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佛教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可谓以“解行相应”为主，即通过修行实践去印证发挥所理解的佛法义理。这种方法，与自然科学主要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相类似，在实质上颇多共通点。这种最接近科学主要研究方法的解行相应法或实验方法，基本上为学术界佛学研究所不取。传统佛教也用考据方法考校典籍、教史，其方法与学术界所用的文献学、考据学方法基本相同。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帅太虚大师，虽然申明自己“非佛学研究的学者”，但对佛学研究实际上非常重视，他700万言的著述中，很多是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文字。他对主要从日本舶来的佛学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一再强调佛学与世学尤其是与“向学说上推论得来”的西洋学术迥异，乃“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源于佛陀之出世智。佛陀之圆满智慧非后人所能及，今人之证悟未必能高于古人，佛教思想的发展，与西洋思想由低向高、由浅入深的进化历程适相反对。用西洋进化论的思想史、哲学史方法治佛学，乃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他批评梁启超、欧阳渐、吕澂、王恩洋等人效日本学者用思想史的方法证伪《起信论》等、否定真常唯心论，在《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说：“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日本佛学研究虽称发达，然学者们多不能解行相应，而以西洋人思想史的方法硬套于与西学截然不同的佛学，“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太虚主张佛学研究应解行相应，“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提倡佛学研究应从弘扬佛法于全地球人类的宗旨出发，探源于佛陀经教，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深切研究，准确把握佛陀之本怀，博通融合一切经律论，得圆满精密之胜解，依此胜解抉择各时域、各宗派佛法之流衍，重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太虚大师本人的著述演说，便是以这种方法研究佛学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振兴佛教、促进传统佛教之现代转型、利济众生、庄严国土，起了巨大的现实引导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恒久的生命。从直探佛陀心源、总持全体佛法的胜解和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大师对他认为“是流非源”的诸宗诸派之学，及各时域中流传的佛教，皆持理性的批判态度，既肯定其精华、价值，也揭露其偏失错讹和种种弊端，不墨守一宗一派的传统。太虚大师的佛学研究，基本上继承发扬了佛教传统的解行相应方法，而又吸取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若干理性精神，可谓佛教界佛学研究的楷模。居士界佛学泰斗欧阳渐，对佛学研究方法十分重视，撰有《今日之佛法之研究》、《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