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时下所举行的许多学术讨论会，都关注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市民社会吗？"即使从表面上看，我也承认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自己。从一开始我就想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有必要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理由期望中国（或任何其它非西方历史上的社会）曾经拥有或曾经获致那些我们根据"市民社会"概念而综合推演出来的态度、价值和制度呢？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难道于事实上不是在假设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发展的，超越地方文化特殊性的"常规"（normal）道路吗？我们所希望发现的是否就是我们自己的那种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发展道路的一个投影？或者甚而言之，我们所期望发现的是否就是那种被我们理想化了的自身道路的投影呢？我们的此一探究是否是在就一无可争辩的主张做同义反复？这即是说，我们是否能设想出中国一系列的发展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称许的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我担心这样的探究包涵着潜在的对历史的歪曲。让我们以阿尔蒙德和伏巴在1963年出版的极有影响的著作《市民文化》（TheCivicCulture）为例，这两位作者当然是战后最受尊敬的社会科学家；在该书中，他们对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变量按比赛记分卡的方式进行计算，并根据那些被理想化了的适合于民主的美国价值标准和制度的标准，用得分对其进行等级分类。不用说，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中，比分并不算高。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发现狄百瑞的意见；他是一位极少受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的诱惑，并且比阿尔蒙德和伏巴具有更多中国知识的学者；作为一个热衷于自由一民主的学者，也同样作为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狄百瑞争辩说，晚清帝国确实存在一个即使不完全相同但也颇为类似于早期现代西方的"自由传统"（狄百瑞，1983）。然而无论怎样宣称狄百瑞的观点要远优于阿尔蒙德和伏巴的理论，但是他的看法也许（而且确实已经）因同样地误用比较方法而受到了责备。关于这一点，我是身有体会的；我自己一直力图根据欧洲历史地理结构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早期现代"概念来描述晚清帝国社会，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早些时候撰写的一篇论文《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ThePubicSphereinModernChina，Rowe，1990），最近受到了法库豪尔（JudithFarquhar）和海维亚（JamesHevia）的批评，他们评论说：该文的观点似乎表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已经把我们带回到对现代化单一轨迹的"发现"之中，这种现代化单一轨迹被奇迹般地断定为是历史经验的展现；而且极为巧合的是，它也是以那种对于持"中国回应西方"观点的学者来说极为重要的欧洲历史为基础的。1尽管他们所做的批判相当的漫无目标（他们的批评似乎在说，由于自1964年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史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具霸权性质，所以不应当考虑它），但他们二人仍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警示性观点，即运用从西方经验中引伸出来的分析范畴去检机中国的历史，无可否认要冒这样一个风险：接受东方论者的逻辑--纵使我们的结论最终强调（一如我的结论）的是中国与西方社会变化的共通性，而不是西方动变与中国停滞，或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除了此一研究中所固有的知识问题以外，还存在着颇令人感到棘手的道德问题与政策性的问题。我担心，正当我们根据上述背景构设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迫使自己进人了一个伦理意义上两难处境之中，亦即一种前有岩礁妖魔、后有漩涡（ScyllaandCharybdis）的两难处境。如果我们断定中国应当早就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则我们会为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式的态度而感到负疚，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路径（localpath）确立为其它社会必须遵循的普世模式。我承认，试图把美国式的自由一民主制度强加于诸如北京那种并不想接受它们的政权之上，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基于历史文化的相异性而把中国排斥在要求更"像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行列之外；那么我们自然会被怀疑为是东方主义者：这即是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