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其毛都口岸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镇境内，中蒙边境线703号界标附近，地理座标为北纬42°23′30″－42°24′26″，东径107°35′52″－107°35′04″之间，与蒙古国南戈壁省汉博格德县嘎顺苏海图口岸相对应。甘其毛都口岸历史源远流长，据考证，其发展初始与军事需求密切相关。地处乌拉特草原的乌拉特中旗，历史上即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及部落内部疆界割据不断的重要地区，由于邻近河套平原，2000多年来，乌拉特草原一直随着农耕文明在北部疆域的进退而呈兴衰之势。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通道路也因军事、经济和交通工具之需要而不断变迁。中原地区与蒙古等北方民族地区交通道路的形成，主要起因于军事的需要。据有关资料记载，康熙34年（1695年），清军分三路征噶尔丹，其西路的两路军，一路从归化城出发，越大青山，过内外蒙古边界察汉虾蟆（今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道），渡戈壁，然后同路走外蒙古，到土拉河流域上游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可见，这条道路首先就是一条军事用途的道路。从地理位置和地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筹集军事所需粮草最便捷的国内通道，就是位于当时清政府所在的京都西北方向的张家口、杀虎口等北向通道。军用粮草经张家口、杀虎口，然后过漠南蒙古，入漠北地区。当时主要以马、驼为运输工具的大队人马既可沿阿尔泰山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的谷地行道，深入到当时的漠西北要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又可长驱直入，到达漠北的中心库伦及周边地区。晋商的介入，是最终形成旅蒙商道的决定性因素。明朝中期，漠南蒙古各部既与明朝政府有以布帛易马的正式“互市”约定，也有不公开的“民市”商业活动。清朝许多大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晋商的参与和协助。如入疆平叛，数次北平噶尔丹，稳定喀尔喀部族等，在后勤保障上都依托晋商强大的资金和物资支持。据有关资料介绍，清军征噶尔丹时，因国库空虚，不敷军用，请晋商垫付粮草，待后以岁银偿还，同时委托晋商采购并随军运输。在第一次北征时，沿途各盟、旗即提出购留部分物资以为自用，但碍于军纪，晋商并不敢擅自外卖。第二次征伐时，晋商己有意多运输部分物资，在征得默许后，沿途贩卖，获利颇丰。这就为以后战事平息后组织对漠北各盟、旗的商品买卖获得了宝贵的市场信息和经验。实际上，从1645年到1691年的46年间，山西的“八大皇商”一直垄断着对俄蒙的贸易，只不过当时主要是以“互市”的形式在固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政府始允更多汉商进入草原经商，才打破了“八大皇商”依托与清政府的官商关系垄断对俄蒙贸易的局面。从此，东起科尔沁，西至新疆，中原与东、西、南、北蒙古各盟旗（包括对俄）均展开更广泛的贸易活动。经过多年的行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多条商贸通道。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从北京出发，经多伦—东乌旗的乌里雅苏台—外蒙古；二是经张家口—商都—二连浩特—乌兰巴托（军台路）；三是经张家口—四子王旗—满都拉—外蒙古；四是经太原—杀虎口—呼和浩特—满都拉—外蒙古；五是经呼和浩特—包头—乌布浪口(乌镇)—甘其毛都—外蒙古；六是经呼和浩特—包头—小佘太—石哈河—乌兰—甘其毛都（山后台路）—外蒙古；七是经呼和浩特—百灵庙—桑根达来—川井—阿拉善—新疆（北台路）—外蒙古；七是经乌布浪口—阿贵庙—阿拉善—新疆—外蒙古。以上这些通道，均俗称军台路或台路。另外，有些商行因依托地方的各种保护关系不同，还开辟了更多的行商通道，如我市经狼山口—巴格毛都—外蒙古的通道等。对蒙行商通道，除得益于强大的国家机器首先开辟以外，以晋商为主的商人们利用与清政府行官商之便的经验，以利益为纽带，与沿途的各盟、旗贵族结成了共同体，充分利用朝廷驿站、王爷府衙门补给保护之便，铸成了从1551年到1929年中俄商贸停止，长达377年的中蒙俄行商的历史。其中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乌布浪口(乌布勒格山口)—川井—甘其毛都—外蒙古(现蒙古国)南戈壁省的东西大通道，前往西部、北部，即是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其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记载为：“河套地区经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