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之程序保障功能及其体系初构[摘要]依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程序保障”功能是基本权利“客观法”功能重要的一环，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拘束力。国家负有制定适当的机构与程序来落实基本权利保障之义务。从其效力看，程序保障功能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并非赋予公民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程序的权利，而是课予国家制定程序的“客观”义务。在我国，宪法第33条人权概括性条款、第5条的依法治国条款等蕴涵了“程序保障”思想。但是明文的“程序保障”条款依然缺失，“程序保障”功能未获得重视和确定，因此，可以通过宪法修改、宪法修正案等方式，增加基本权利的程序条款；通过加大程序保障功能之理论研究，尽快启动宪法解释、宪法诉讼对程序保障功能予以承认。[关键词]基本权利；程序保障功能；客观价值秩序；程序基本权[]DF01[文献标识码]A[]1671-511X（2014）03-0058-07一、导言：权利与程序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规范存在的基础。基本权利理念随着时代的演进，历有更迭，其内涵也因社会的脉动变迁，梯次增益。二战以来，“宪法优位”原则达成普遍共识，基本权利规范效力不断强化，基本权利功能亦不断拓展。从宪法学界之研究状况看，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成为核心课题。而在各种保障机制之中，透过“正当法律程序”以保障基本权利，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实质标准难觅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时间要求和空间要求构成了具有形式性的程序，而程序则是针对一定行为所提出的要求。实体权利的取得、转让与灭失，不能离开人和群体与政府间的互动过程，而法律规则之适用亦不能脱离法律实践过程，更不能脱离调节该互动过程的程序规则之调整。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观念中，权利是一套解决冲突的程序，而不是其他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安排。我国学者对程序重要性亦有认识，例如“程序是法律的心脏”，“程序保障是现代国家政体式――宪政体制――的宗旨和基本原理”。权利和程序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程序权利，即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中设立特定的权利；第二，实体权利之实现所牵及的程序；第三，在保障或限制权利之时，国家公权力须应遵守的程序。从程序思想的发展看，其在法哲学上获得极度重视。以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罗尔斯为例，他在所著的《正义论》一书中声称，其正义理论构建，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并且透过“完全程序正义”与“不完全程序正义”的比较，了解纯粹程序正义内涵。此外，德国的Karl-Otto、JurgenHabermas、RobertAlexy等学者所致力探讨的“沟通理论”（言说理论），也是着眼于程序正义之观点。通过研究西方国家宪法以及宪法性文件中关于程序保障的规定，学者总结出以下三种基本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持续补充和完善规定宪法权利的保障程序；二是德国模式，即在德国基本法中专门载人总结性保障程序；三是俄罗斯模式，即在俄罗斯宪法的每条实体规范之后，几乎均规定了极具鲜明特色的保障程序规范。而本文中的“程序保障功能”，是基于基本权利功能理论的观点，是与“制度性保障”、“第三人效力”、“国家保护义务”相并列的基本权利功能，即本文着重对德国基本权利之程序保障功能展开理论与实务研究。近几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在引介德国基本权利理论时，对作为基本权利的“程序保障功能”略有涉及，但总的来说，宪法理论与实务均未重视之，亦未产生比较深入和系统化的成果，甚至对一些基础性问题也缺乏足够认识，例如，什么是程序保障功能？与基本权利“客观法”功能是什么关系？程序保障功能与程序基本权、程序保障功能与防御权、程序保障功能和组织保障功能是什么关系？程序保障功能作为一种保证机制，怎样实现基本权利保障？我国宪法是否存在程序保障之规范？如何构建我国程序保障功能体系？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初步论证，以完善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二、性质归属：作为“客观法”的程序保障机能基本权利的“客观法”性质，理论基础于魏玛宪法时代之“整合理论”。根据该学说，制度结构与政治力量的媾和，辅以文化精神、道德价值观念的一致性，成为整合国家存续的立体性的综合因素，文化、生活与价值的连续整合，导致国家存续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