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研发部门发展模式亟待调整7月13日，《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发布，强调将坚持科研评价的创新和质量导向，避免频繁考核、过度量化，使科研人员专注于科研活动。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对高校与科研院所有过多次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是把他们的研究职能“市场化”。相比计划体制下的定点式管理，这些举措激活了科研部门，加强了产业部门的技术力量。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但对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分强调，实质上又使公共研发机构更关注于参与或主动运作直接的产业研发活动，使他们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更强调应用技术的开发，而相对轻视了对新知识的创造。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校及科研院所又兴起了以学术发表，尤其是SCI发表为导向的改革。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科研人员更倾向易于自身发表的研究，围着自身狭窄的知识底子打圈，避免冒险探索并进行知识创新。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我国公共研发部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在少数一些产业已由“落后追赶”发展到可与国际巨头开展前沿水平上的技术竞争；同时，金融危机也使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使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与劳动者技能增长。新的使命对我国的创新体系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我国在全面追赶时代所发展起来的创新体系，应当顺应新需要进行再调整与再改革。对大学、科研院所等组成的公共研发部门的再反思与再调整是其中重要一环。公共研发部门是社会知识积累的骨干载体为什么在创新型经济中要强调公共研发部门的重要性？创新是新技术新知识与市场需求的结合，因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经济中知识的创造仅仅是由企业来完成的。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发展历程都不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创新研究的先驱熊彼特在20世纪初就发现，知识有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的属性。这两类知识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知识的公有化会促进创新扩散，私有知识则赋予创新暂时的垄断效应，从而为创新带来激励；同时它们又互相转化、互相促进。比如，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的教育科研功能、竞争者的互相学习与合作、专利制度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人员的流动等，都会使私有专用技术被不断地转化为同行甚至整个社会的公用知识。这套机制是基于市场的创新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在这一机制中，公共研发部门扮演了不可获取的作用。公共研发部门是整个社会知识积累与再发展的骨干载体。现代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使专业技术人员不一定需要知道与自己领域所有的基础知识就能运转——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科技共同体对知识的系统性积累与再发展是使这套分工有序而不至于崩溃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研发部门为工业创新提供了基础知识，而且基础知识的突破往往能为上层的技术应用带来多样性化的创新应用。比如，日本在发动机领域的长期优势，不仅受益于他们产业内的生产技术，还受益于其科研部门在对液滴蒸发机理的长期探索；这种基础知识不仅支持活塞式汽油机的研发也支持其他发动机的研发，不仅仅支持了对发动机的研发也支持了其他工业项目的研发。再次，高校与科研机构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工业提供大量有技术素养的人才，并促进公用知识的扩散。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高水平的公共研发部门，就没有高水平的创新人才队伍。因此，强健的公共研发部门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的重要基石。三大误区影响公共研发部门的公共知识创新认识到以上的重要性之外，我们还必须要理清几个误区。首先，一种误区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我们可以借用世界范围内的公用技术来建设本国的知识基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但公用知识是有国别性质的，在一个国家里的公用知识，在另一个国家里很可能并不是公用知识。这样的例子不鲜见，即出售到发展中国家的专用技术，很可能在发达国家只不过是一些工业内的公用技术。例如，前些年国内一家车企引进国外设备，但纵使是采用跟外方伙伴同样的生产线，这家企业生产出的车门与车身的间隙总是不合格。该企业在询遍外方伙伴及设备供应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