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之治”想到现代企业管理唐太宗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一个文韬武略与秦皇汉武齐名，一个因执行所谓“让步政策”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皇帝。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帝位，其情形大体与隋炀帝杨广得位相类。在位不过23年，比他享祚久长的皇帝大有人在；贞观时期的全国人口不过300万户，远远不及隋炀帝和唐玄宗时期的900万户左右的规模，这个数字基本上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在恢复期。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是历史学家都无话可说的千古一帝呢？深究这段历史，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唐太宗夺天下、治天下的历史往事中，我们联想到现代企业管理。马背取天下与企业创业“识时务者为俊杰”，唐太宗是当之无愧的。晋阳起兵前，18岁的李世民已经察觉到天下可为，并坚定了其父起兵的决心。在日后的晋阳起兵到大唐建立，李世民无论是进军长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还是在平定山东、河北劲敌的战争中，李世民不仅身先士卒，作风勇猛顽强，而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善用骑兵、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打败强敌，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李世民经历从灭隋到立大唐贞观的过程，唐太宗一直在不断改变他的统治策略。他从晋阳起兵阔招武将开始的武治，到他后来广纳贤才开始的文治，表现得比任何一个前代帝王都重视文士。他在藩邸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学士，设立文学馆，馆中著名的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或以政治韬略见长，或以才学盖世见用。同时，他还有天策上将府，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对于贞观年间的政治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大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息？在关键时刻，这个纵横疆场十余年的统帅做出了英明决策，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恢复疮痍满目的唐初社会与经济奠定了正确的治国之策。如果我们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眼光来看待唐太宗李世民夺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他在创业到立业，他确立了不同而又适应“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创业需要强大的武力与魄力，李世民就广纳武才，建立了以武为尚，以严为准的“企业文化”；立业需要盛大的国力与民心，李世民又广纳文才，建立了以民为本，以文治道的“企业文化”。这两个不同的企业文化给李世民的“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企业氛围”，给他的文武大臣即他的员工指明了“企业”管理与发展的方向与目标。这样，大唐王朝这个企业才有了以后的五百年辉煌历史。反观现在，我们有的企业无论在创业还是立业或是守业的过程中，企业的大当家总不能因地适宜的确立本企业的文化，一会或“武”，一会或“文”，让员工摸不着头脑，每日糊里糊涂，不知企业到底应该向什么方向与目标发展，最终导致企业无文化可言，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适应自己的管理模式。太宗的治国与用人和现代企业的管理与人才政策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敢于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胆识。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及窦为唐军所破，又在太子李建成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他虽职位不高，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