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于1912年9月16日公布施行《律师暂行章程》，律师制度正式在中国确立。百年之后，学者傅国涌回望民国，注目于当时的律师公会和律师个体，以史实呈现民国时期的重大案件，梳理民国时期与律师相关的一些传统。本报专访《追寻律师的传统》一书的编者傅国涌，请他为我们讲述近代中国律师业的沧桑历程。□晚报记者李胜南上海读本：您这本书是在律师制度引入中国百年的时候出版的，为什么选择在这时候推出这样一本书？傅国涌：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只是碰巧赶上了中国引入律师制度100周年。其实，编这本书想法早在2004年和2005年就有了，那时就有人建议我写写律师的传统。因为此前一年，我出了一本《追寻失去的传统》，梳理民国新闻史，讲文人论政的传统，有些法律界的人士，也是《追寻失去的传统》的读者，就建议能不能也梳理一下律师的传统。当时我在这方面没有积累也没有研究，觉得没有可能，这事也就搁下来了。但因为他们的建议，我就比较留意这方面的材料，这中间也写过关于律师传统的文章，这篇文章几易其稿，最后收入这本书，作为前言。其实，对于中国律师传统这一块，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都有学者专门研究，我读了他们的、著作，同时自己也见到一些原始材料和回忆，到2011年夏天，我觉得这些材料可以汇编成这样一本书。那年8月，我在北京见到张思之先生，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并把复印的材料都给了他。我做这个事，与张思之先生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对他一直充满敬意。我觉得，他是中国律师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既承接了民国的传统，又开启了未来的方向，他是一个站在中间过渡时代的人物。民国时期他在朝阳大学接受的法学教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参与了律师制度的重建，耄耋之年仍然活跃在一线。我希望他来写序，也带有向他致敬的意思，这本书不仅是向中国的律师传统致敬，也是向张先生致敬。我希望通过梳理中国的律师传统，为未来律师的走向提供些参照。张思之先生坚持基于法理的表述和基于汉语的优美表达，将给未来中国律师提供启示上海读本：您请张思之先生写了序，在后记中也专门提到张思之先生，您能再具体介绍一下这位律师界泰斗吗？傅国涌：就像我在后记中所说，作为律师的张先生身上有专业性、公共性和人文性。我知道，很多律师也能做到专业性，能做到同时具备专业性和公共性两者的律师已经少了，再加上人文性的就更少了。张先生兼备了这些特征，尤其在他身上的人文性色彩非常浓郁，这是人之为人的情怀，是生命的寄托。他不仅是民国的传承者，也是律师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将来的律师可以在张先生身上看到民国的影子。同时，无论在多复杂多艰难的环境中，张先生都坚持独立的律师执业，坚持基于法理的表述和基于汉语的优美表达，这都能给未来中国律师提供很好的启示。张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也是非常优美的汉语文本，不仅逻辑上很有力量，而且充满感情，在汉语的审美维度上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他是用白话写作，但他的白话背后是很深的文言功底，他对中国古代汉语的把握和熟悉，从文字中就能感受到。文字本身就是力量，就是思辨，就是穿透，我们中国人正在经历着一个粗糙的、表面的、功利的时代，会忽略很多人文的东西。而张先生的笔下有很多人文的关怀，这些人文的关怀和他对法的关怀是融为一体的，我觉得他能够为百年律师传统增加亮色，他的序放在《追寻律师的传统》一书前面是很匹配的。上海读本：纵观民国肇始的律师制度，您认为有哪些传统是值得现在借鉴的？有什么传统是传承至今的吗？傅国涌：律师制度不是中国原创的制度，不是在我们自己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直接嫁接过来的，尤其是当时很想模仿日本的辩护士制度。所以，一开始中国律师的名称就是辩护士，浙江等地曾出台过一些辩护士法规。虽然在晚清的时候就有人想把律师制度引过来，但因为政权更迭和其他的一些阻力，并没有实施。不过，这意味着当时中国一流的法学家和主管法律方面事务的官员已经明白，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必须有律师这样的角色，像沈家本、伍廷芳这样的人，都受过很好的法律的训练。虽然律师制度没有在晚清落地，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律师完全没见识过，当时在租界已经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