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1)2009-05-0521:54:02作者：：互联网浏览次数：143文字大小：【大】【中】【小】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悔从前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我们还想凭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产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军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氏违法乱纪，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结果，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好象昙花一现而失败。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亡命法国。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一九一四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一九○三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一九一一年毕业，未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一九○三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从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