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创业史》中的民间叙事形态［摘要］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事形态与富有权利色彩的政治话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十七年小说”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缺乏可读性。在这样的文本世界里，是否保存了乡村民间的社会丰富、生动、复杂的面貌呢，本文就此问题作以探讨。［关键词］《创业史》；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形态［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76-02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作家的叙事形态与富有权利色彩的政治话语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十七年小说”因其过强的政治性而缺乏可读性。“在十七年时期，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含有特定的含义，陈思和先生认为其：首先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情感、理想和立场，其次包含了民间日常生活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柳青的《创业史》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而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本文以柳青《创业史》为例来讨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形态。前面提到的陈思和先生关于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小说中有两层含义。一、民农的民间生存品质柳青的《创业史》符合国家政策的民间想象，使小说文本呈现出阵线分明的两条线索：一条是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等拥护合作化运动，坚决走共同富裕的贫雇农；另一条则是反对合作化运动，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世杰以及富裕中农郭世富和村长郭振山。处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犹豫动摇的梁三老汉、任老四等。小说一开始便写梁三老汉两代人发家致富的努力，但直到他“累弯了腰”却仍旧住在那个灰溜溜的破草棚屋中。作者一开始便交代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关于发家致富问题上的矛盾。梁生宝热心于合作化，打破了老汉创立家业的美好憧憬，激起了老汉对于新政策的反感。《创业史》中的正面人物梁生宝虽少了浮夸、口号性，但其阶级属性仍很浓重。正如小说所叙述的那样，“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农民梁生宝似乎生来就是无产阶级战士，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看到一大群庄稼人围着正在打架的兄弟看热闹，他弄清了打架的原因后，便高度概括地说：“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他进山砍竹，便归纳提炼出这是“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制度”的革命。严家炎说到梁生宝这一人物时认为：“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表现不足；并且存在着过分理想化的问题。”改霞纯真热烈的感情，共产党员的理智，在他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了事业”，所以他推开了紧靠着他、待他搂抱的改霞。作者将梁生宝置于了一个完美英雄的高度，正像严家严先生所说，“过分理想化”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塑造梁生宝这样进步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是必要的，可以此来揭示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展现其光明美好的前景，从而鼓舞人民的斗志。“今天看来恰恰是梁生宝准确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面觉醒和不断上进的年轻一代农民形象，而那些以为中国农民就一直是《故乡》里面的那种愚昧和需要被启蒙的被动对象才正好犯了和梁三汉一样的停滞的思维定势和思想偏见。”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形象，他是一位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私有者和小生产者，是民间传统的真正代表。农民的道德品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存品质，他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农民性格，勤劳、朴实、善良，同时又保守、自私、狭隘。千百年来，乡村农民的贫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民为摆脱贫困，与天斗、与地斗、与剥削和压迫斗。土改后，农民终于分到了自己的土地，面对合作化的新浪潮，梁三老汉的犹疑、彷徨、不安是符合真实农民当时的精神困境的。农民的民间生存品质其实就是物质欲求不断追求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小说开篇写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矛盾其实就是梁三老汉追求物质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农民的第一要义是生存，对于革命，他们认为只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便会去拥护。像梁三老汉面对合作化的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