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与现代学术进程吴夏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摘要：从技术与学术之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古籍数字化正处于电子文本与纸本书籍共存的时代。其影响学术活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愈来愈成为技术活，二是检索替代阅读，使所有学者记忆力衰退，三是发表方便，四是传播速度加快，五是抄袭剽窃成本降低。综合来看，时下流行的“e考据”集中了各种要素，实为其典型代表。总体来看，技术引领学术是数字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最大弊病。去弊之法有四：其一，充分发挥e时代和e文本的特点，扬长避短，创建为我所用的数据库；其二，技术与学术互补，去“心”“智”之隔；其三，区域资源共享，消除人为屏蔽；其四，防止“数位落差”，坚持汉文化中心本位。关键词：古籍数字化；现代学术进程；历史经验；e考据；数位落差一、历史的经验与科学技术相比，人们或许更愿意将学术与政治环境或社会思潮等“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与“物理”之科技的对接。比如梁启超先生概论清代学术借用生住异灭等佛教术语来论述时代思潮对学术整合分化的影响，其着眼点即在于精神活动。[1]1但事实上，科技对学术进程的影响巨大，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明更重要的了。”[2]笔者以为影响中国学术进程的科技活动，有三个重要的关捩，一是纸的发明，二是印刷的流行，三是网络信息技术（古籍数字化为其中之一）。前二者对学术产生巨大作用，业已被历史证明，现代信息技术左右学术趋向也初露端倪。不过，人们在认识科技与学术之关系时，往往从积极方面入手。比如纸张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书籍的出版和文学的繁荣。发生在汉末魏晋时期的纸简替代在当时最大限度地促使文化传播，在速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极大地促成文化下移和知识普及。[3]雕版印刷的积极作用也被充分认识。两宋时期的刻书最大限度地促进教育文化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产业加速商业经济的发展，改变都市文化的布局，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4]科技对学术的负面作用却鲜少提及。不讲或少讲并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早在北宋苏轼等人已经开始思考印刷流行对文人的影响。苏轼曾谓：“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5]359书籍多且易得，反而使记忆力衰退。对此问题，叶梦得亦颇有体悟，其《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也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990-994）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6]116叶氏指出刻本书籍广泛传播后的两个弊端，一是读书人诵读灭裂，和苏轼的担忧相同；二是刻本流行后，其据以刊刻的藏本反而不为重视，导致讹谬之处无法刊正。这与今日数字化时代的弊病何其相似。古籍数字化与纸和印刷的发明一样，虽然对学术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作用，但它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从历史的经验来蠡测数字化进程，必然存在两个特点。一是数字化古籍最终取代纸本书籍，二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历史来看，纸书取代简册，印刷取代抄写，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原因之一是经济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改进的支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纸张一开始很稀有，只有特权阶层才可以享用，随着技术改进和成本降低才逐渐普及，为普通大众能承受。印刷也是同样，一开始成本相当高，只有少数人能享用，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商业化，印刷成本逐渐降低，普通大众才可享用。原因之二是观念的变化。汉末魏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