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传统文化』“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问大家，鲁迅也不例外。他的学问，自然包括其深厚的旧学功力，然而，他却拼命反对青年读中国“旧书”，并且不惜把话说绝：“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甚至迁怒于中国文字，像钱玄同一样主张废除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这样的言论在今人看来殊不可解，然而，若是就此得出“鲁迅气量狭隘、思想偏激”的简单结论，却是皮相。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先驱的所谓“全盘性反传统”，极有可能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考虑。这一点有鲁迅自己的话为证。1926年，鲁迅在香港的演讲《无声的中国》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来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事实上，鲁迅在继承传统文化上一直是不遗余力且颇多建树的。鲁迅反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那种不把人当人看，蔑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几千年一直‘吃人’的文化”。因为对这种文化传统始终有着深刻忧惧与高度警惕，有时他难免连带着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态度，但这些极端化的表达不宜从表面来理解。适用话题：传统文化，大师的苦心，偏见，深刻等。帝王八拒尊号：凡求实际，不务虚名康熙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这倒不是康熙的自诩之词，而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他曾经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就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例证。这八次拒受尊号的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归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尔丹后；此外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寿辰（1702、1712、1722）之时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时共两次。在封建时代，给皇帝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因为对于一个乾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康熙皇帝拒绝这类活动，足以体现他的胸襟。（摘编自《北京日报》2020年2月27日）康熙拒受尊号，更为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他作为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难得的宽广政治胸怀。正是这种政治胸怀，使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康乾盛世”开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虚名，受到损害的将恰恰是他本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适用话题：谦虚，看清自己，不务虚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