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元五行香——中国香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现今几大主要宗教形成之前，人类就早已经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香料以增添香味、驱虫辟秽、防治疾病，并且在东西方的祭祀仪式上都流行焚烧香木，通过烟气制造特殊的气氛。可以说，香是源于人类的生活而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中国文人大多爱香，读书以香为友，独处以香为伴；衣需香熏，被需香暖；公堂之上以香烘托其庄严，松阁之下以香装点其儒雅。调弦抚琴，清香一炷可佐其心而导其韵；幽窗破寂，绣阁组欢，香云一炉可畅其神而助其兴；品茗论道，书画会友，无香何以为聚？确乎是书香难分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医理论颇为相似的佛医学对中医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绝大多数的香料本身就是药材，如沉香、檀香、丁香、木香、肉桂、菖蒲、龙脑香（冰片）、麝香、降香、安息香、甘松香等，所以佛家的香也很早就用于治病。用于治病的香品，也称为“香药”，是“佛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家香药的配方种类十分丰富，用途也极其广泛。不仅熏烧香药以除污去秽，预防瘟疫，还有专门的药方对治特殊的病症。使用香药的方法也很多，有的是直接熏烧，有的要口服，有的做成香水香膏涂在身上，有的是在浸泡洗浴时用。如《大唐西域记》记载：“身涂诸香，所谓旃檀、郁金也”。印度气候湿热，易生体垢体味，所以佛家弟子很早就用檀香、郁金制成涂香抹于身上，既能净身去味，又能消炎杀菌，防治皮肤病。，在今天的佛教各类典籍都有很多关于香的记载，周嘉胄所撰《香乘》尤为丰富。佛医学关于香药的知识使中药材的种类得到了扩展，增加了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苏合香等新药材。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很多关于薰香与香料的内容，例如：香附子，“煎汤浴风疹，可治风寒风湿”；“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之可辟瘟疫”。《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制作线香的技术（挤压成条）：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中国古书中记载着：“南方产香”，古人认为“凡香品皆产自南方”，这和中国五行的观念有关，因为南方是南属离位，而离属火，火为土之母，火盛则土得养（肥沃），因此如沈水香（沈香）、旃檀（檀香）、薰陆等香皆产自南方；海边的表面为气之所终，土气特别旺盛，《清暑笔谈》说：“香气凑脾（土），火阳也，故气芬敛。”这是用五行的观念来解释香的产生。另外，也有认为在热带中的人易流汗而发出体臭，但在这种地域也就自然会产生另一种物类（香料）来对制这种问题。中国香文化的发展可概括为：肇始于春秋，成长于汉，完备于唐，鼎盛于宋。对于香的制作，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一整套与中医学说、道家外丹学说一脉相承的理论，有一个十分成熟完善的工艺体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在香方的确立、香料的使用、配伍与炮制、制作的流程等方面都十分考究，有一套严整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规范。制作传统香，首先是要综合考虑该香的用途、香型、品位等因素，再根据这些基本的要求选择香料或药材，按君、臣、佐、辅进行配伍。只有君、臣、佐、辅各适其位，才能使不同香料尽展其性。诸如衙香、信香、贡香、帷香以及疗病之香，各有其理，亦各有其法，但基本都是按五运六气、五行生克、天干地支的推演而确定君、臣、佐、辅的用料。例如，对于甲子、甲午年日常所用之香，按五运六气之理推算，是年为土运太过之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从利于人体身心运化的角度看，宜用沉香主之，即沉香为君，少用燥气较大的檀香；再辅以片脑、大黄、丁香、菖蒲等以调和香料之性，从而达到合与天地而益与人。一些特殊的香，不仅对用料、炮制、配伍有严格要求，而且其配料、和料、出香等过程须按节气、日期、时辰l进行，才能达到特定的效果。如《灵虚香》，在制作上要求甲子日和料、丙子日研磨、戊子日和合、庚子日制香、壬子日封包窖藏，窖藏时要有寒水石为伴，等等。再如《百花至宝香》，不仅以百花花瓣为料，且须以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