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但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十四年。十四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占了28年改革进程的一半；9亿多农民不是一个小数字，占中国人口的70％多。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二，问题出在哪里首先，90年代以来的农民和农民工政策是错误的。近一百多年，总体上看，是不断解放农民（赋予农民权利）并将农民逐步纳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但90年代的农民政策却是逆潮流的，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升，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农民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其政治权利不是上升了，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农民和农民工所占的干部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一百年来，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养老，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不二的规则。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更为可悲的是，有7％的农民工受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成为社会的弃儿。连续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太平盛世，既是少数人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付出增长和繁荣代价的过程。其次，90年代的农业政策是错误的；1985年以前，我国农产品全面短缺，增产就能增收，以“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为主要策略的“追求数量增长效益阶段”的农业政策——家庭承包经营，无疑是正确的。但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的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农民组织密集”。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附加值和议价、定价的权利，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但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相反，错误的政策导致既有农民组织正在逐步走向解体。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从三个方面摧毁了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2000年前后，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附加”的取消，农民组织分享土地农用收益的权利丧失，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土地所有者获取地租的权利被取消后，作为农民组织存在的核心经济基础被彻底消灭了，这等于判决了“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性农民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死刑。第二个是经营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八十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了。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第三个是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进入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并且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却依然享受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式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和“管理落后”。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