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中国大地上一年之间城乡之间互动最深刻的几天，无疑就是春节。对许多人而言，过年是对家乡的一次检视，故乡人的变化，两地之间的差距，总是让人生发感喟。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现实状况。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在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回家的交通，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