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妖言”与“祝诅”关系探析[收稿日期]2013-12-05[]宋洁（1979―），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摘要]学者所质疑汉文帝二年“除诽谤妖言诏”中的“妖言”二字为“误衍”的说法，实不可信。通过对《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载“毒言”的爰书，以及《论衡》对“妖”、“毒”关系的考察，知道秦汉人视“祝诅”为“妖言”，并可与汉文帝诏文中“祝诅上”相印证。藉此确认文帝诏文中的“妖言”二字绝非多余。[关键词]妖言；祝诅；睡虎地秦简；毒言[]K234[文献标识码]A[]1008―1763（2014）02―0020―04AnInvestigationonRelationshipbetweenFallayandImprecationinHanDynastySONG激e（YueluAcademy，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Abstract：Scholarshavequestionedthewordof“Heresy”ontheEmperorWenofHan’imperialedictabouttheabolitionoftheslanderandheresy，Itisnotworthtotrust.Basedonthedescriptionoftheirrelationshipbetweendemonandpoisoninthe“LunHeng”，knowaboutthecursecanberegardedaheresy，andthewordof“Heresy”intheimperialedictisnotredundant.Keywords：fallacy；imprecation；theShuihudiQinbambootext；poisonwords文帝二年（前178）除“诽谤妖言之罪”，乃盛德之举，被后世所褒美。然而，此前的吕后元年（前187）也曾有过类似的除“妖言令”之举。故后世学者对于吕后除“妖言令”之后，文帝为何又除“诽谤妖言之罪”的问题尝试着做出了诸多解释：一、认为在吕后元年至文帝二年之间曾复设“妖言令”，颜师古注《汉书》首倡其说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页。。其后从者如流，成为主流观点。二、认为吕后所除的是“妖言罪”，而文帝所除的是“诽谤罪”，文帝诏书中是“顺便提到了‘妖言罪’”，持这种观点的有梁玉绳、高恒、大庭?等学者。对于吕后所除“妖言令”是否与文帝所除“诽谤妖言罪”是同一事，值得斟酌。但既然文帝诏文中出现“妖言”二字，那我们应该在尊重史料记载的前提下，展开讨论。一汉文帝二年诏文中的“妖言”二字问题学者认为文帝二年只除去了诽谤罪，而与妖言罪无涉之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深受吕后元年已除“妖言令”之影响所致，如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汉书纪志》高后元年正月诏除‘妖言令’，而此又有妖言之诏，师古以为中间曾重复设之。然诏中无一语及妖言，《名臣表》止言‘除诽谤律’，景帝元年十月诏，历叙孝文功德，但云‘除诽谤’而亦不及妖言，则师古重设之说未确，疑‘妖言’二字是羡文。”[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2年，第258页。高恒先生与梁玉绳之理解一致，也认为颜师古之说值得商榷，诏文中是“顺便提到了‘妖言罪’”。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我们以为诸家臆测文帝诏文中的“妖言”二字为衍文，似乎过于低估了颁行全国的诏文严谨性，非解决之道。下面我们先从诏书内容展开，《史记?孝文本纪》云：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23-424页。此诏书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为文帝是否从立法层面上废除了“诽谤妖言法”；二为文帝诏文中“妖言”二字是否为衍文。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可能让人困惑。因为后世依据此诏文，皆毫无疑问地认为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法”，其后由张汤、赵禹之徒重设其“法”。清人沈家本之说尤可作为代表：“文帝特诏除之，可谓盛德。而其后复设，大约在武帝时张汤之徒造作苛法。”[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5页。此问题已有专文论述拙文：《汉文帝“除诽谤妖言诏”发覆》，《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但考虑到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