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怎样从民强实现民雅？凤凰卫视2009年4月11日《世纪大讲堂》节目：富强与文雅王鲁湘：追求国富民强一直是现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有些学者也指出，国富了不一定民强，民强了也未必代表民众的生活实现了现代化。那么我们需要国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现阶段又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名学者甘阳先生。1952年出生的甘阳以翻译卡西尔《人论》而一举成名，是八九十年代文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甘阳，并没有熄灭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锋芒，这一次，他犀利的目光直接切向了百病丛生的中国高等教育。王鲁湘：作为一个亲历者，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在80年代、90年代，一直进入到21世纪，您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的前沿。那么您能不能比较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差异？甘：我想90年代比较单一，90年代基本上就是两个字，经济。80年代相对反而是比较多元，因为80年代是思想解放运动刚起，那么各种各样的领域都很活跃，而且并不互相归属，比方说他们，像做体改所的，他们并不归到文化这个领域，他们也并不知道你文化领域里面想问题，但你文化领域的人想问题想哲学的也并不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说并不按照他们的经济的逻辑去想问题，所以各自倒是比较按照自己的逻辑在想问题，我觉得这是80年代的特点。王鲁湘：90年代就是单一了。甘：而且所有的人都用了经济的词汇，所有人都用经济的语言来说话。如果你不用这个语言，那就不行。王鲁湘：我们也注意到您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在大学里头做一种通识教育，那么什么是通识教育，您怎么定义它？甘：通识教育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关键点，这个当然都是西方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中国概念里边并不是没有，但我们仍然从比较好理解的西方来讲，西方通识教育是属于generaleducation，首先是从它liberaleducation来的，这个liberaleducation，因为我们可以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博雅教育，后来就是比较字面上叫自由教育。所谓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学习的科目一定是非实用，非功利的。甘：非功利性，比如哲学，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它都是作为纯粹理论，也就是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把你培养成一个职业人，并不是为了帮你去找一份职业，培养的，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你人作为人的一个存在物的价值，是认识你自己，这是中外从前传统的教育都是如此。那么通识教育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下，力求保存原先说的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的精神，但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需要，也就是说现代大学都必然要考虑就业的问题，因为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构成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被进入像欧洲这种进入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的问题，那么所以它这个是保证的，所以它确实和谋生是比较没有关系，它树立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某种意义上，这在中国是最发达，实际上，但现代社会的话，实际上就是说，现代大学的一个相当大的特点，你不可能都是有就业的要求，但是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一个就业场所的话，那么教育的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做人，一个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就没有了。所以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为什么要谈通识教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王鲁湘：那么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一个说法，就说中国大陆名校学生的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甘：这个我要补充一下，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第一学期进来的时候的优秀程度，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他有一个麻烦，就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这个大学教育，就说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刚进来的时候，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傻的，四年以后是一个绝对的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一个作用，而且现在就说大学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它的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说他在这一个学习氛围之下，变得非常地浮躁，浮躁到，就说到毕业的时候，可能连人家州立大学都不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在。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原因还是在整体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