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刘群【减小字体】【增大字体】如果遵循传统的文学观念看待现代文学，那么30年(1919年——1949年)的文学创作，公认为是开始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大体终止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孤岛”文学。许子东戏称是从“呐喊”到“流言”。鲁迅无疑是个辉煌的开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红极十里洋场的张爱玲似乎只是这一阶段里无足轻重的尾巴。把她和鲁迅一起比较，好像很是抬高了张爱玲的历史地位。80年代初，理论界陆续提出种种消解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在大陆销声匿迹了30多年的张爱玲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张爱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话题：鲁迅和张爱玲的比较研究。其实早在60年前，胡兰成就首先将张爱玲和鲁迅进行比较，他说：“鲁迅之后有个她(张爱玲)，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的评价即便有些过于主观，但大体上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观点。再如梁云的《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也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文章。汕头大学的王富仁曾在非正式场合称张爱玲为“女鲁迅”。“五四以来，作家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者除鲁迅外唯张爱玲而已。”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的研究被称为“鲁学”，时至今日，已有学者将张爱玲的研究叫做“张学”。难怪学者刘再复感慨“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无论是褒鲁褒张，还是褒鲁贬张，鲁张的比较研究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因此，假如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纯粹的文学文本来解读，她的女权思想也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他们的女权思想相互补充，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作为思想家，经过了新文化启蒙时期的洗礼与思想革命的锻炼，鲁迅选择了社会历史关头的目击者和战斗者的角色，自觉地顺应风云变幻的斗争需要，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出发来表现女权思想，眼光悲悯而深刻。鲁迅作为男人在“看女人”，进而想“救女人”。他把女性放在复杂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外观式”的关注与俯视。女性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其生活的空间总是在被动地变化着。如祥林嫂，从第一个婆家到鲁镇，到贺家坳，再回到鲁镇。每一次空间的转移都有一个和祥林嫂密切相关的故事发生，每一个故事的发生都使祥林嫂走向更加悲苦的境遇。从第一个婆家到鲁镇是因为丈夫死去无子而又无处容身才到鲁镇做女佣；从鲁镇到贺老六家是因为被第一个婆家强行卖掉的，从而解决了小叔子的彩礼钱；从贺家坳回到鲁镇是因为第二个丈夫得伤寒死掉，儿子又被狼叼走，“大伯来收屋，又赶走她”。再一次回到鲁镇，祥林嫂得到的是鲁家的进一步轻视和周围人冷漠的白眼。祥林嫂就像一颗棋子，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被动而又无奈地默默挪移着。这种挪移并非“人”的意义上的自然的生命历程，实质上是其生命不断遭受消蚀的过程。公共空间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没有防护的栅栏，所以也就任由那些看客带着嘲笑“鉴赏”着祥林嫂的种种不幸。张爱玲作为女性是在“看自己”，然后“理解自己”。她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开拓了文学领域的私人生活空间。“我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或许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张爱玲小说的一种缺点。但是也应该承认，“气势宏伟”、“视野广博”，更多的是男性作家所占据的审美高度。中国的现代女性，走出家庭的毕竟是少数，绝大数女性的生活空间就是家庭。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家庭。张爱玲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所以她努力地“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家庭就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狭小的私人空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生活在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