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1.跨越时间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兴起原因世界: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中国: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衰落原因根据孙立忠的总结(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内政的介入,使清统治者对其保持戒心。(四)清王朝的特殊情况及其对百姓的戒备心理是他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特别敏感。(五)西方海盗式的殖民活动对中国人造成的不良心理影响。直接原因：到十八世纪初，由于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又有不少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规矩”，不尊重中国传统礼仪和习俗，导致了原本重视西方科学的康熙皇帝的反感。至雍正帝即位后，于1724年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教，同时采取闭关政策。3.翻译者队伍组成：西方主要是传教士，中国主要是懂科技的士大夫，官员和科学家。西方:利玛窦,汤若望,罗亚谷,南怀仁等为代表中国: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中国圣教三柱石），王徵，李天经等代表翻译方式：中西合璧”的合译鉴于中西方语言文字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耶稣会士来说,独立翻译几乎不可能。利玛窦虽对中国语言文字及儒家经典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熟练程度,对于中西文翻译仍感举步维艰。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士大夫翻译家均不通西文。造成了士大夫参与翻译,只能完全靠传教士口述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4.译著数量和内容4.1翻译实践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知名的约有70余位,所译著作品共成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书籍占130种左右。其译著数量远不能与第一次翻译高潮相提并论,但是,在这次持续不长的翻译高潮中,除了译有一些宗教著作外,还译介了可观数目的虽仍与宗教内容相关联,但却也具有其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学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科技作品的翻译是这一时期翻译的显著特点。代表作品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与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与傅泛际合译的《寰有诠》《名理探》王徵与邓玉函合译的《奇器图说》4.2翻译理论这一时期没有出现系统的翻译理论留下的大多是片断零散的译论，如利玛窦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制的可行性关于翻译的信达问题传教士高一志、罗雅谷、艾儒略对此皆有论述,他们主要强调的都是要“达意”;冯秉正却认为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要“兼通雅俗”;贺清泰“不图悦人”强调完全按“本文文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