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慈善：历史、现实和可能日期：2011-11-07作者：李天纲来源：文汇报“慈善”一词，英文是“charity”，来自拉丁文caritas，古罗马时代的原意为dearness（可亲可爱），当初确实是世俗的，是指一般的人之亲爱。但是，随着欧洲社会在1世纪以后逐渐基督教化，该拉丁文名词也渐渐地带有宗教色彩，称为“基督之爱”。那时候，慈善等于宗教。经过20世纪的“世俗化”，charity在大部分的西方语言里趋于平常，很多人以个人、家族、团体、基金会的名义行善，不一定和教会有直接关系。但是，从人性诉求、语言表述、组织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宗教的传统在世俗性的慈善活动中延续着。一、宗教慈善涵盖了传统中国不可或缺的社会事业领域有人或许以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民族，因此宗教在中国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慈善作用，就不那么强。这其实是一种误会。中国的儒、道、佛三教有自己的信仰特征，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恰恰是在“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上，中国“三教”甚至表现出更强的特征。以江南地区流行的“育婴堂”制度为例，人们或以为这是上海开埠以后由天主教、基督教引进的西方慈善事业。近代上海著名的“育婴堂”，有位于徐家汇的天主教“圣母会育婴堂”，“土山湾孤儿院”等。天主教、基督教会的慈善机构，不但举办育婴堂，而且还办孤儿院、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中国的传统宗教，历来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慈善职能。“育婴堂”制度本身，就是明清时期就有的佛教、道教、儒教慈善活动的一部分。近代基督教在上海和全国设立的慈善机构，在名称和内容上都沿袭了中国传统慈善的许多方式，并且发展出更加多样的现代做法，将近代中国的慈善活动推向高潮。古代中国，曾被誉为“仁义之土”“礼仪之邦”，有悠久的慈善传统，丰富的慈善实践。同治《上海县志》记载：清代上海的“育婴堂”，是康熙四十九年（1711）由张永铨等一批地方善士捐屋筹款建立的，专门收养弃婴、病婴，劝戒溺婴恶习，远远早于天主教举办的“育婴堂”。此外，清代末年，上海县城之内就保存着一大批民间的慈善机构。明代洪武七年（1374）建立的“养济院”（又称“孤老院”），乾隆十年（1745）建立的“同善堂”（又称“同仁堂”，育婴、义塾、义冢、敬惜字纸），道光二十三年（1843）建立的“辅元堂”（安葬、育婴、救济难民），道光二十六年（1846）建立的“全节堂”（营葬、助贫），咸丰八年（1858）建立的“果育堂”（义塾、义冢、赡老、施药），咸丰八年（1858）建立的“仁济堂”（助产、矜孤），咸丰九年（1859）建立的“济善堂”（施药、延医、消鼠疫），同治元年（1862）建立的“普育堂”（施药、延医、育婴、营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内容涵盖了医疗、教育、养老、安葬等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事业。（见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上海县志》，同治辛未年（1871）刊本，卷二，“建置”）这些善堂，有的得到了地方官府的税收支持，大部分则是靠个人、家族寺庙的捐款、义田来维持。十多万人口的上海县城，还不包括四乡八邻的镇村，就有这么多的善堂，且都是由儒、道、佛教的平信徒们建立的，完全可以和欧洲教会事业体系相媲美。19、20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为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使之有可能支撑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型“福利社会”。但是，各级政府和单位企业包办福利事业后，就基本取消了个人、集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当今中国社会，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领域内出现了与此前的30年完全不同的情景。个人、家族、集体、企业乃至于各大教会都有了长足的财富进步。物质财富的丰裕，为大规模的慈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平等”、“仁爱”、“尊严”等观念在人群中间复苏。近十年来，“慈善”行为已经被接纳为社会主流价值，推广开来。但是，完全由国家主导的“慈善”，和民间主导的“慈善”仍然有很多差别。近年来，大陆新慈善团体的“民间性”受到质疑，“郭美美事件”后，连“红十字会”这样老牌国际性的慈善团体都受到波及，导致了中国大陆慈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