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告别的体制我先从公务员变成事业编制的记者，再成为企业的一个职员。离体制越来越远了。但细宄起来，我似乎并没有真正告别体制。这二十年里，我从黄河边一座苍凉的城市一所孤独的大学，闯进满城冠盖的京都谋生。廿载岁月，在体制内翻转折腾。而我的文字，总让诸多的读者认为我是体制外的孤魂野鬼。若我某篇文章对当下执政者略有温情之笔调，就有读者在网上提醒我：不要被体制招安了。中国人喜欢划分营垒，分清敌友。在公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中国，体制内外的区别真的那么明显了？对体制内外的人真能用简单的道义标准评价之么？回顾我这二十年走过的路，我在问自己：为什么自己没能彻底告别体制，而是在其边缘上游走？没有勇气，或者觉得毫无必要？我想我的经历，或许是同龄知识分子一个不错的范本。毕业分配1991年9月，己升入到大三的我回到兰州大学。那个暑假我在湘中山村的老家度过，信息极其闭塞，加上参加可以把人累得脱两层皮的“双抢”，更没有精力去关心山外的大事。等我回校，竟然听说世界第二强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不存在了！开学没几天，党、团总支便组织所有学生干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系里的政工干部向我们传达上级部门对苏联“八?一九”事件的定性：这是一群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企图用非常措施来阻止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维护苏联党和国家的利益云云。而教训则是优柔寡断，不能及时对叶利钦等人采取非常措施，不能发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站出来保卫国家，特别是没能牢牢地控制军队。当时我已是党组织的发展对象，照例要每月写一份思想汇报。而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入党的目的自然是功利的一一为毕业时能找一份好工作。1992年6月，我顺利入党，并成为了中文系学生会主席。“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这首歌唱遍大江南北，是几年后的事情。而我记忆中1992年的初春到来时，我们的心情并不愉快，马上就要升入大四，必须考虑就业问题了。毕业前那几年，广播、报纸里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热词是“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全国的经济形势很差，国内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的消息很多，改革开放似乎有全面倒退的趋势。受其影响，1986、87、88级的学长们就业状况很不理想。我最佩服的一位88级川籍师兄，他们班的班长竟然被分配到一家县大山沟沟里的三线工厂。我们这拨89级的本科生，恐怕是恢复高考后最低调、最不张扬的一届。招生人数是历年来最少的，一进学校就经受了军训、思想教育等等。我们在校时，师兄们瞧不起我们，连90、91级师弟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邓小平那年春天的南巡，一开始对远在大西北我们这些在校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大概到了5月份，88级师兄即将毕业的时候，“南巡”突然成了一个热词，系党、团总支组织我们开始学习最早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的《东风吹来满眼春》的长篇报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植树的那张照片到处转载。“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之类的表述在媒体上处处可见。我隐隐感觉到，似乎好日子要来了。受小平南巡影响，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极其旺盛。当年92届的大学毕业生没来得及受惠，1993年毕业的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变成了香悖悖。我们系那一届毕业生才29人，竟然有100多家单位来要人。那时候对我们中文系毕业生来说，进国家机关当公务员不是首选，去大学从事行政工作更没有吸引力。我们的首选是新闻单位，其次是大公司，特别是外资、合资以及与高科技沾边的企业。对我来说，首要目标是进京。成为北京人，是我多年的一个梦。因此我拒绝了甘肃省纪检委、公安厅等点名要我的单位。当时应届毕业生进国家机关尚不需公务员考试，我最后选择了“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一一看起来名头挺唬人的。从国企到公务员1993年6月25日，兰州至北京的火车上，一个车厢几乎全是兰大分配到北京的毕业生。那一年，兰大950余名本科毕业生中，去北京工作和读研的大约有170多人。一天两夜的硬座，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疲倦，我和管理系、马列系的三位哥们打纸麻将赌啤酒，酒酣时，那位马列系的兄弟弹起吉他唱起歌……我们对未来在北京的日子无限憧憬...